以收拾的地步了。
馮雪峰在上面提到的《經過》一文中說：“胡風回去之後，文章還沒有發表之前，文藝界已經引起關於新口號的紛紛議論。因為胡風回去後，他自己和他周圍的人已經把新口號宣傳出去了。有的說是陝北來人某某提出了新口號；有的說，胡風提出了新口號是經過陝北來人批准的；也有的說，胡風提出的口號是經過魯迅的，不一而足。”一句話：是有來頭的。
可見，在起初，在“胡風派”看來，至少在胡風看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作為“國防文學”的對立物，作為對前者的否定而提出來的。 論爭驟然爆發 1936年6月1日，胡風的文章《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在《文學叢報》第3期發表了。周揚等地下黨內搞文藝工作的同志看了非常惱火。一是提出這一口號的既不是左翼文壇公認的領袖魯迅，也不是黨的別的領導人，而是胡風，一個被懷疑為敵人做事又對黨隱瞞的人，一個和周揚早已相當對立的人；二是胡風在這篇文章中，既沒有講這個新口號產生的具體經過，好像是他一個人提出來的，又避而不提已經風靡一時的“國防文學”這個口號，而對新口號的內容及何以提出新口號的理由又沒有講清楚，給人以要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代替“國防文學”口號的感覺。
周揚等人覺得，自他們提出“國防文學”口號以來，很受社會歡迎，已經獲得廣泛的共識，胡風現在另外提出一個口號，就分散了力量。
這件事情正好發生在周揚他們籌組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經過4個月的醞釀終於決定在6月7日召開成立大會的時候。周揚他們經過多方爭取，魯迅最終還是拒絕加入這個協會，同時胡風正在籌組另外一個叫“中國文藝工作者協會”的組織。現在，胡風突然發表這樣的東西，這不是存心搗亂，破壞聯合嗎？
於是，兩個口號的論爭便驟然爆發了。《光明》、《文學界》等刊物主要發表“國防文學”口號的文章，《夜鶯》、《現實文學》等刊物主要發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文章。擁護“國防文學”口號人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發表由茅盾起草的《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人隨後也發表由馮雪峰起草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經過茅盾、馮雪峰從中協商，雙方都同意在各自的宣言中不寫進自己的口號，周揚、夏衍還主動提出他們不在文藝家協會的宣言上列名。當然也有人在兩個宣言上都簽了名，茅盾就是一個。左翼文壇一時出現了“兩個陣容，一條戰線”的不正常的狀況，茅盾被譏為是“腳踩兩隻船”。兩個口號的爭論以上海為中心，全國各地乃至日本東京均有反響。據對300多種報刊的不完全統計，發表的文章竟達480篇之多。 。 想看書來
6 兩個口號的論爭（4）
對胡風的文章立即作出反應的是“左聯”書記、非共產黨員作家徐懋庸。他著文說：“實際上，關於現階段的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文學，早已有人根據政治情勢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傾向，提出‘國防文學’口號，而且已經為大眾所認識，所擁護。但在胡風先生的論文裡，對於這個口號片言隻語也不曾提起，猶如他雖然說了‘團結一切……’之類的話，卻絕對不提‘統一戰線’這已經普遍應用的口號一樣。胡風先生是注意口號，自己提出著口號的人，那麼為什麼對於已有的號召同一運動的口號，不予批評，甚至隻字不提呢？‘國防文學’的口號，在胡風先生看來，是不是正確的呢？倘若是正確的，為什麼胡風先生要另提新口號呢？倘若胡風先生以為確有另提新口號之必要，那麼定然因為‘國防文學’這口號有點缺點，胡風先生就應該予以批評。不予以批評而另提關於同一運動的新口號，這在胡風先生，是不是故意標新立異，要混淆大眾的視聽，分化整個文藝運動的路線呢？”（徐懋庸：《“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載《光明》1936年6月10日創刊號）
周揚的《關於國防文學》（載《文學界》1936年6月5日創刊號）一文，主要是針對徐行對“國防文學”口號的詰難進行了批評。
文章分析了在抗日的條件下，不同階層、不同派別的作家團結起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說明革命作家的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指出“國防文###動是一個文學上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運動，為這運動的廣大的開展，對於象徐行先生那樣的‘左’的觀點，有時時加以糾正和指摘的必要。”他主張：“國防文###動就是要號召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