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時，體現了辯證的觀點。指出：“在‘煽動的工具’，‘政治的留聲機’中固然有文藝的作品，然而決不是一切宣傳鼓動的作品都是文藝的作品。”“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間，文藝作品都有階級性，但決不是每一文藝作品，都是這一階級利益宣傳鼓動的作品。”文藝的特點和文學發展史表明，“甚至許多文藝作品的價值，並不是因為他們是某一階級利益的宣傳鼓動品，而只是因為它們描寫了某一時代的真實的社會現象。”“可以不是無產階級的作品，但可以是有價值的文藝作品。”這對左翼文壇在文藝與政治關係問題上的簡單化的理解，無疑是個有力的匡正。
4 對“第三種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3）
只是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的限制，這篇文章未能為更多的人所看到，引起廣泛的注意，產生更大的影響。 重大變化：開始強調藝術特點 馮雪峰看到這篇文章之後，很快就寫了兩篇文章，即《並非浪費的爭論》、《關於“第三種文學”的文學的傾向與理論》，同時發表在1933年1月《現代》第2卷第3期。馮完全改變了過去那種視蘇汶為敵我的措詞激烈的調子，說：“我們不把蘇汶先生等人認為我們的敵人，而是看作應當與之同盟戰鬥的自己的幫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