樞軸的，是###。所以，作為理論鬥爭之一部的文學鬥爭，就非從屬於###的目的，服務於###的任務之解決不可。同時，要真實地反映客觀的現實，即階級鬥爭地客觀的進行，也有徹底把握無產階級的政治的觀點的必要。對於文學之政治的指導地位，就在於此。”（《周揚文集》第1卷第67頁）周揚承認文學的特點是透過形象去反映客觀的真實，但他強調的是作為文學的“中心”與“樞軸”的政治，是文學“非從屬於###的目的，服務於###的任務之解決不可”。
4 對“第三種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2）
我們不妨把周揚的這種主張稱為以政治為中心的政治和藝術一元論。在周揚看來，革命文學之價值，固然離不開它的藝術性，但他更看重的是它的政治作用，它是從屬於無產階級的###的，在###中能夠起到別的東西所不可能起到的作用。從###的需要出發，在這樣的目標下，求得政治和藝術的結合和統一，可以說是周揚文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這樣一個基本思想，在他同“第三種人”的論戰中已經初露端倪了。周揚的這個文學思想，正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指導思想。
在這次辯論中，再次暴露了左翼文壇“左”傾教條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斯大林有言：“中間派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化派”及“拉普”，在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理論上的庸俗社會學傾向，對中國左翼文壇和影響十分嚴重。
“拉普”在處理“同路人”作家或不同派別不同觀點的人的關係問題上，敵我不分，動輒給人扣上“右傾”、“階級敵人”之類的政治帽子，在其晚期甚至提出這樣的口號，“沒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者敵人”。他們認為，不是同盟者就是敵人，根本不存在什麼“同路人”。他們不光打擊“同路人”作家，對革命作家也是棍子照打不誤。中國左翼文壇對“第三種人”的批判，實際上是把他們當做敵對勢力來對待的。周揚在《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中就說過這樣的話：蘇汶先生自己不願做這“另外一種人”，就拼命來攻擊這“另外一種人”的文###動，這樣蘇汶先生即使沒有做“那一個階級的狗”，至少是幫了“那一階級的狗”來咬“左翼文壇”。
蘇汶先生假使真不願做“那一個階級的狗”的話，那末，就做這“另外一種人”吧。（《周揚文集》第1卷第38頁）在左翼文壇，持這樣看法的當然不只是周揚，包括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在內，在開始都是把“第三種人”當做資產階級的走狗來看待的，都認為在嚴酷的階級鬥爭中是不可能有“第三種人”存在的。這當然是不利於團結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去孤立和打擊真正的敵人的。
臨時中央的領導人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張聞天化名歌特寫了《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發表在1932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第30期上。文章分析了“左”傾關門主義的兩種主要表現，寫道： “這種關門主義，第一，表現在‘第三種人’與第三種文學的否認。我們的幾個領導同志，認為文學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或無產階級的，一切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學，一定是資產階級的文學，其中不能有中間，即所謂第三種文學。
“這當然是非常錯誤的極‘左’的觀點。因為在中國社會中除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文學之外，顯然還存在著其他階級的文學，可以不是無產階級的，而同時又是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文學。這種文學不但存在著，而且是中國目前革命文學中最佔優勢的一種（甚至那些自稱無產階級文學家的文學作品，實際上也屬於這類文學範圍）。排斥這種文學，罵倒這些文學家，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走狗，這實際上就是拋棄文藝界上革命的統一戰線，使幼稚到萬分的無產階級文學處於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擁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文學做堅決鬥爭的力量。”
文章明確指出，“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同盟者。我們對於他們的任務，不是排斥，不是謾罵，而忍耐的解釋說服與爭取。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實現廣泛的革命的統一戰線。”
文章還說：“這種‘左’的關門主義，第二，表現在文藝只是某一階級‘煽動的工具’，‘政治的留聲機’的理論。照這種‘理論’看來，凡不願做無產階級煽動家的文學家，就只能去做資產階級的走狗。這種觀點，顯然把文學的範圍大大的縮小了，顯然大大的束縛了文學家的‘自由’。”
文章在談到文藝與政治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