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轉變，不要說社會上許多人想不通，就是在共產黨內也有許多人想不通。對許多人包括周揚來說，的確有個思想轉彎的問題。周揚在這之前不久，剛剛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中說過，現在民主人士、黨外人士跑到我們前面去了，罵黨罵得好！共產黨應該罵罵，才能清醒。解放以來黨是變了，做官當老爺，再不整風危險呀！你們要大鳴大放，把你們看到的一切說出來。你們看了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沒有？寫得真好，又有詩意。現在這麼搞才有意思，真是“吹皺了一池春水”，今天真是早春天氣應有的風光。費孝通說得對，“草色遙看近卻無”，春暖花開的時候到了。周揚這話講過才幾天，現在要轉這麼大的彎子，確實不易。當時擔任周揚秘書的露菲曾對筆者談到周揚當時的心態。她說：“這時周揚的思想，雖轉不過彎來，也只得緊跟。他覺得黨中央的決定是對的，毛主席是對的，但又覺得有些做法不合適，思想總是處在矛盾之中。他最終還是否定自己，緊跟黨中央，緊跟毛主席。”周揚是個聰明人，作為黨的忠誠的戰士，毛澤東的崇拜者，很快就轉了過來，積極投入了反右派鬥爭。歷史已經造就了周揚在黨的文藝工作中的領導地位，處在這樣一個位置上，他必須聽從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召喚，擔負起領導反擊右派進攻的重任。張光年回憶說：“那個時候，他不止一次跟我說：‘我們是在夾縫中鬥爭啊！’”（張光年：《回憶周揚》，《憶周揚》第13頁）周揚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左”不能不反，右也不能不反。他既要反對教條主義，又要反對修正主義，要在尖銳複雜的兩條戰線的鬥爭中站穩腳跟，把他所鍾愛的工作推向前進，這的確是太叫人心碎的事情了。
21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2）
當大規模的反右運動被髮動起來之後，各種不同動機、不同水平、不同觀點和見解的人們統統被捲了進來，就必然會出現種種非理智的現象，造成一種誰也無法預料又難以控制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處於領導崗位上的人們包括周揚在內尤其如此。
周揚在反右鬥爭中遇到的最大的難題便是丁玲、陳企霞問題。
建國初期，當丁玲、馮雪峰先後任《文藝報》主編時，陳企霞與他們合作，曾任主編之一或副主編。1954年《文藝報》被批判，編委會改組以後，陳被排除在編委之外。1955年4月，陳寫信給中央負責同志，要求改變對《文藝報》的檢查結論。６月，作協劉白羽（黨組副書記）、阮章競（黨總支書記）匯總情況聯名寫報告揭發丁玲、陳企霞等人的問題，直接報送陸定一，由陸定一署名向中央寫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準備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的報告》，擬在批評丁玲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思想之後，對馮雪峰的文藝思想展開批判。
這個報告，周揚事前沒有看過，不知是因為他不是作協肅反五人領導小組成員，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但在毛澤東的批示下來之後，執行的任務卻落在了他的身上。8、９月間，中國作家協會黨組舉行擴大會議，對丁玲、陳企霞進行批判。這次會議後，作協黨組向###並中央寫了一個《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說批判丁玲旨在“整頓文藝隊伍”，“克服在領導幹部中存在的嚴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行為”。
還說丁玲所犯“反黨的錯誤和她歷史上被國民黨逮捕後在南京的一段經過是有一定關係的”，“她承認了自首的事實”。報告還說陳企霞有“託派嫌疑”。這個報告是在周揚的主持下起草，並經###部務會議討論透過後上報中央的。
此時正在肅清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之中，陳企霞已由公安機關實行“隔離審查”，中國作家協會黨總支向###黨委打報告，準備開除其黨籍。###機關黨委的同志認為作為“託派嫌疑”就開除出黨不妥。###機關肅反五人小組組長、###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意這個意見，並由他主持召開五人小組和黨委成員聯席會議，討論作協的報告，認為開除陳企霞和李又然的黨籍根據不足，要他們回去再研究重寫。但是，作協改寫的決定還沒送來，中央批發了作協黨組的報告。報告中有開除陳等二人黨籍的話，這樣，陳被開除黨籍的事也可以認為已被中央批准了。
1956年5月，陳企霞等二人的“託派嫌疑”經作協五人小組和公安機關共同審查予以否定。5月22日，他們恢復了自由。
陳企霞被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