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努力尋找事實真相，來佐證這個世界的變動；另一方面則與編輯部進行不斷地鬥爭，尋找政治支援和版面呈現。盧斯道地的記者好奇心和純粹的傳教士的個性分裂在中國問題上受到嚴峻考驗，而犧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記者的白修德。
盧斯非常欣賞他的駐華記者——猶太人白修德，因為他實在太出類拔萃了——他的激情、意志、洞察力和判斷使盧斯讚歎不已。盧斯現白修德像自己一樣熱愛中國，白修德也認為，“自己的一生每時每刻都受到盧斯的影響”。1942年盧斯曾有中國之行，抵達重慶的第二天，他與白修德就乘坐一輛黃包車到鬧市區與市民交談。兩人在重慶形影不離，結下深厚情誼，隨後盧斯任命白修德為《時代》遠東版主編。白修德沒有因為老闆的賞識而衝昏頭腦，他對中國的真實報道以及對蔣介石政權的批評越來越刺激盧斯，兩人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1944年，白修德現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盧斯刪改得面目全非，遂出抗議。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經在《時代》週刊不出來。…；
1945年日本投降時，《時代》週刊準備出版一期蔣介石的封面人物報道。白修德不相信蔣介石是中國的希望，在給盧斯的電文中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援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國，他和盧斯不再稱兄道弟。在冷漠的氣氛中，白修德提出辭職，然後一鼓作氣，寫下了《中國的驚雷》。書中的傾向使盧斯大為光火，他大罵“那個子養的猶太醜小子”，使得白修德傷透了心。其後兩人十年不再交往。
後來的事實證明，白修德是對的，而盧斯錯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長談。不久，當漂泊法國的白修德失業時，盧斯打過越洋電話來請他回去工作，盧斯說：“在中國問題上，我不知道誰對誰錯，不過現在是回國的時候了，老弟。”倔強的白修德沒有重返《時代》，但同意為其寫稿。他與盧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觸，但已經沒有了當年的親密。
亨利。盧斯對中國始終保持著一種特殊的情結，他在中國的童年過得艱辛無比，成年後他總是回憶起作為傳教士兒子的悲慘之處。中國養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樣依附在他身上。某種程度上，盧斯的存在是作為國民黨的駐美大使而存在。他甚至認為，中國是自己除美國之外最熱愛的國家。
盧斯一生數次訪華，接觸的都是少數上層人物。1932年訪華與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聯絡，其後的訪問都得到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193o年代始，蔣介石成了盧斯理想的代表。他的反共行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都贏得了盧斯的好感。蔣介石被視為美國文明培養的結果和未來的希望，是使中國實現資本主義而又不破壞舊有文化的第一人。
由此，自上世紀2o年代初創刊以來，《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就沒有間斷過。
早在1924年9月8日，《時代》就將軍閥吳佩孚列為封面人物，而這只是它關注中國的開始。童年的盧斯目睹了上世紀初中國的貧窮和戰亂，對中國既愛又恨。長大後，他又堅信只有依靠美國方式才能幫助中國實現“富強”和“民主”。為此，他在美國利用手中的雜誌，不遺餘力地為中國搖旗吶喊。抗日戰爭初期，美國社會還深受“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盧斯卻對中國報以同情，他向中國前線派遣了十多名戰地記者，率先在《時代》上大量報道中國抗戰。不過，這些報道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報道、抨擊日軍暴行的同時，他還竭力樹立蔣介石中國戰時領袖的形象，以此獲取美國公眾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為此，蔣介石、宋美齡接二連三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兩人甚至在1938年被評為年度風雲人物中的“風雲夫妻”。國民黨將領陳誠也登上過雜誌封面。
可以說，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盧斯是真正關心中國的少數美國人之一。《時代》對中國大批次、轟炸式的報道，也確實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很多美國人透過《時代》瞭解到了抗戰的中國，在輿論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的援助也迅增加。
如果說盧斯對中國的熱愛，在客觀上極大地支援了中國抗戰，那麼，他對蔣介石的偏愛就背離了他作為職業新聞人的初衷。…；
蔣介石的反共立場、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亨利。盧斯將他視為美國式中國未來的希望，並在幾十年間全力給予其輿論支援。其實，早在1927 年，時為北伐軍總指揮的蔣介石就登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