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他們在輕鬆地喝著那種荷蘭女人們喜歡喝的松子酒，品味著酒杯中那淡淡的松子的香味，但是他們卻是在小心翼翼地談著一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話題，仔細捕捉每個詞彙所傳遞的資訊。經過一番小心地試探之後，史蒂文斯和貝斯特認為眼前的這個“黑色樂隊”的代表不會有什麼危險，就表示同意會見費希爾所談到的“黑色樂隊”反納粹組織的代表。費希爾這時才告訴他們，那位“黑色樂隊”反納粹組織的代表叫斯切梅爾，是德國陸軍運輸部隊的一名上尉軍官。
費希爾所說的“斯切梅爾上尉”並不是什麼“黑色樂隊”反納粹組織的代表，而是德軍一個重要的情報官。“斯切梅爾上尉”真實的名字叫沃爾特·施倫堡，是德國黨衛軍帝國保安局情報處的國外情報科科長，還任黨衛軍一級突擊隊大隊長之職。1939年9月，德軍入侵波蘭期間，他又擔任了保安警察與陸軍總部的聯絡官。1939年10月，施倫堡被海德里希調入中央保安局四處E科（該科負責反間諜工作）擔任副科長，後晉升為黨衛隊一級突擊大隊長，專門負責偵破地下抵抗組織。就在這時，他聽說英國的秘密情報局願意與德國軍隊內部的反希特勒組織聯絡，立即對這件事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便開始加入了這次行動。
這次行動計劃是由德國黨衛軍帝國保安局局長萊因哈特·海德里希一手策劃並親自指揮，直接向黨衛軍頭目海因裡希·希姆萊彙報，最後上報希特勒本人批准實施的。他們想透過這次行動了解英國與德軍內部反納粹組織的聯絡情況，從而將這個組織一網打盡，破壞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整個情報網。
為了確保這次行動的成功，沃爾特·施倫堡事先進行了充分準備，他特意搬到位於萊茵河畔的杜塞爾多夫居住了一段時間，觀察真正的斯切梅爾上尉的一舉一動，掌握了他的生活習慣，並蒐集了有關他的全部背景資料，直到認為萬無一失。
這次會見費希爾首戰告捷，他已經初步取得了史蒂文斯和貝斯特的信任。幾天以後，史蒂文斯和貝斯特又應邀同費希爾見面了。由於有了上一次會見的鋪墊，這一次見面就不顯得那麼拘謹了。三個人見面之後，不但態度熱誠，而且還直截了當地談到了一些具體的工作計劃。從此他們三個人就一直保持著秘密聯絡，就像真正的反納粹盟友一樣。
10月30日，費希爾通知史蒂文斯說，斯切梅爾上尉即將到達荷蘭邊境的文洛鎮，馬上就可以同他們見面了。警惕性極高的史蒂文斯少校對這個即將到來的“斯切梅爾上尉”還是有些不放心，於是就請自己的好朋友——時任荷蘭情報局局長的範·代·普拉斯謝上校出面，在荷蘭邊境扣留這個“斯切梅爾上尉”，然後進行審查，以確認其真實身份。於是，普拉斯謝上校就派了手下精明的德克·克勞普中尉協助貝斯特來完成這一任務。
按照費希爾所提供的時間和車次，克勞普中尉和貝斯特在火車上找到了那個即將進入荷蘭境內的德國運輸部隊的“斯切梅爾上尉”，把他帶到了當地的警察局訊問，並且仔細檢查了他所有的證件，但是並沒有發現和他的姓名、身份不相符的地方，在他的行李中也沒有發現值得懷疑的東西，於是克勞普中尉和貝斯特就相信了這個“斯切梅爾上尉”，遵照臨行前史蒂文斯的指示，由貝斯特親自開著一輛藍色的別克轎車，把“斯切梅爾上尉”送到了約定的見面地點——位於阿姆斯特丹的涅維·尤伊特萊格大街15號，史蒂文斯已經等候在那裡了。
在大陸貿易公司的一間密室裡，史蒂文斯和這個冒名為“斯切梅爾上尉”的沃爾特·施倫堡進行了長達一天的會談，最後還搞出了一份備忘錄，其中包括設法推翻納粹政權，立即與西方媾和，恢復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獨立等等。為了進一步取得英國人的信任，施倫堡甚至還信誓旦旦地請求，事成之後，希望英國政府對德國的新政權要採取“平等”態度。
沃爾特·施倫堡是一個能說會道的傢伙，見面沒說上幾句話，就獲得了史蒂文斯和貝斯特的信任。他向史蒂文斯少校透露說，當時一些德國陸軍軍官正在密謀一項推翻希特勒政權並同盟國一起恢復和平的計劃，並且透露了許多重要的細節，諸如“黑色樂隊”的組織機構，一些組織成員和負責人的名單。“斯切梅爾上尉”的這番話，很快就讓史蒂文斯和貝斯特放棄了必要的警惕，因為這對英國情報機關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情報。當天晚上，那個冒充“斯切梅爾上尉”的施倫堡居然還在阿姆斯特丹住下來了，同史蒂文斯和貝斯特共進晚餐。好客的史蒂文斯用牡蠣盛情款待了這位尊貴的盟友。史蒂文斯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