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一個阿拉伯基督徒男孩攻擊了一個猶太少年，因為該猶太少年向身後扔小石頭時擦傷了這個阿拉伯男孩的腳。希臘東正教社團這個從傳統意義上來說最反猶的團體，在穆斯林穆夫提和法官的支援下，迅速作出反應，指控猶太人是在設法獲取基督徒的鮮血用來烘烤逾越節餅乾：血祭誹謗以前曾在耶路撒冷出現過，不過大馬士革事件之後蒙蒂菲奧裡說服蘇丹頒佈的關於血祭誹謗的禁令被證明是起決定作用的。
與此同時，有一個人加入到了外國領事的隊伍，這個人也許是美國曆史上最不尋常的外交官。正在拜訪耶路撒冷的英國作家、《名利場》的作者威廉·薩克雷說：“我懷疑有哪個政府會接受或任命這樣一個古怪的人擔任大使。”
美國領事沃德·克雷森：美國的神聖異邦人
1844年10月4日，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作為美國駐敘利亞和耶路撒冷總領事抵達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份工作，是因為他確信基督再臨的時間應該是1847年。克雷森將他那些歐洲同事們所具有的傲慢性發揮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在耶路撒冷策馬賓士，掀起一片塵土，周圍簇擁著“一小群美國軍隊”，該軍隊就像沃爾特·司各特小說中的“騎士和遊俠隊伍”——“一隊武裝起來的、渾身上下閃閃發光的騎兵被一個阿拉伯人帶領著，後面跟著兩個土耳其士兵，士兵的銀色狼牙棒在太陽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在與帕夏的會晤中，克雷森解釋說他來是為了即將到來的天啟以及猶太人的迴歸。作為一個費城的莊園主、富裕的貴格會教徒的兒子，克雷森在二十多年裡不斷地從一個啟示性的教派轉到另一個，在寫完他的第一個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快樂的中心》並拋棄了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後，克雷森說服國務卿約翰·卡爾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為領事：“我拋棄了世上所有對我來說與我貼近、被我珍視的東西來追求真理。”美國總統約翰·泰勒很快便從他的外交官那裡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領事是一個“宗教狂人和瘋子”，但是，這時克雷森已經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關於天啟的觀點上並不孤獨，因為他是那個時代的美國人。
美國憲法是世俗憲法，非常謹慎，並沒有提起基督，也主張政教分離，但是在國璽中，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和本傑明·富蘭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孩子們是怎樣在雲和火的指引下前往應許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雲和火吸引著前往耶路撒冷的許多美國人的典型代表。實際上，政教分離釋放了美國人的信仰，使許多新教派與千禧年預言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崛起。
早期美國人繼承了英國清教徒那種學習希伯來語言和文化的熱情，他們曾享受了一段宗教愉悅的大覺醒。到19世紀上半葉，邊疆地區的福音力量又推動了第二次覺醒。1776年時，有大約百分之十的美國人經常去教堂；1815年，經常去教堂的美國人比例是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這個比例上升為一半。他們充滿熱情的新教主義從特性上來說是美國式的：剛強，活躍，愛虛張聲勢。其核心就是，相信一個人可以透過行善事和感受誠摯的喜悅來拯救自己，並加速基督的再臨。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國本身就是一個偽裝成國家樣子的傳道團，就像沙夫茨伯裡和英國福音派教徒眼中的英帝國那樣。
在偏僻的礦業小鎮的木製小教堂裡，在無邊無際的大草原的農場裡，在閃閃發光的工業城市裡，傳教士們在美洲這個新的應許之地逐字援引著《聖經·舊約》的啟示。後來成為耶路撒冷《聖經》考古學奠基人的福音派學者、愛德華·羅賓遜博士（Dr Edard Robinson）這樣寫道：“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比美國人更懂《聖經》。”首批美國傳教士們相信本土美國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後代，而每個基督徒都必須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幫助猶太人迴歸聖地。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曾寫道：“我真的希望猶太人能夠重新在猶地亞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1819年，兩個年輕的波士頓傳教士準備將此理念付諸行動，列維·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頓佈道時說：“每隻眼睛都盯著耶路撒冷，實際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當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佈“我在精神上和耶路撒冷同在”時，他們的會眾都禁不住哭泣起來。這兩個人都來到了耶路撒冷，後來又都早逝於此，但這並沒有妨礙其他人繼續前進的步伐，因為他們就像美國傳教士威廉·湯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樣堅持認為：“耶路撒冷是整個基督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