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解放戰爭的，還有抗美援朝的。最新的就是五六年整編後的水利二師集體專業的那幾套軍裝。他這些服裝既是民服也是官服，在家裡，在工地，去省裡開會，去北京見朋友都是這套發白的黃軍服。用他的話說就是：“只要還能穿，我就一直穿到煉人爐。”
再說食，老李頭身為省軍級企業的黨委書記，又享受著國家規定的紅軍待遇，本身又是九級高幹，在衣食住行上都有很多特殊待遇的。全細糧供應、蛋魚肉供應票視需要發放，其他的家庭生活需用品只要老李頭寫個申請，或者打個招呼說一聲組織上立即解決。可是老李頭偏偏不去享受這些特殊待遇，他每天中午都在職工食堂吃飯，用他的細糧票和工人換粗糧吃。天天與工人坐在一個餐桌吃飯。你看這位紅軍小老頭，和職工一樣排隊買飯（局裡規定他是可以不排隊），從買飯口裡端出飯菜就找個工人吃飯的堆裡一紮，他每次至少買兩個白麵饅頭，走到工人吃飯的桌上一放，從誰的手裡拿過來一個玉米麵窩窩頭就吃，然後把白麵饅頭給人家吃。他笑呵呵的操一口江西口音說：“咱兩個換換口味。”一開始工人師傅們都非常拘謹不習慣接近大領導，後來看這位紅軍小老頭天天如此這樣沒有架子又平易近人，反而都巴不得這小老頭走到自己餐桌來吃飯。他們並不是希圖換個饅頭吃，而是感覺這位有說有笑的小老頭不像個黨委書記一把大領導，和一個老工人師傅沒有什麼區別。都願意接近他嘮嘮職工的心聲。每天中午來職工食堂吃飯這是李彥給自己下的硬性規定，目的也是借這個接近職工機會聽聽職工的心聲，職工們每天都在想什麼？都在關心什麼？在職工食堂吃飯中都能聽見。他常年這樣做中午不回家吃飯也影響其他的一些局領導向他學習，都感覺不錯，在密切聯絡群眾上有了新的收穫，幹群關係也比以前融洽多了。
要說到行和住，老李頭做的更是人人稱讚，國家配給他的私人專用的華沙驕車他從不專用，更不私用。家裡人要想沾光坐轎子更是沒門。他規定這臺轎車做應急用，需要應急坐車的人不管是誰他都會派上用場。要說住就更少見了，一個享受高幹待遇的人，全家住的房子比職工住的還破，是泥坯牆油氈紙房蓋的乾打壘土屋。這幾年局裡蓋了很多棟職工家屬房，局裡行政處多少次動員李書記搬進新居，他執意不搬，理由是：“只要還有一個工人師傅住著油氈紙房，我老李頭就陪著這個工人住到最後。”當時工人們聽到這些都感動的流下淚來，紛紛都發自內心的來到李書記面前求他搬進新居：
“李書記，我們骨頭賤，抗折騰，多住幾年油氈紙房沒關係，你不行的，五十多歲的人了，身體又不健康，長征又吃了那麼多苦，要保住革命本錢，為大傢伙您也要先搬進新房。”
“工人同志們，你們不知道我老李頭有個懷舊的毛病，這乾打壘住慣了就捨不得離開，我住這挺好的，比睡草地那陣子強多了。大家回吧，心意我領啦！”
感動啊！真是感動啊！這不正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聚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現實寫照啊！
可是，這樣的好人成了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揪上臺來批鬥，誰又能真正理解了呢？
規規矩矩站在臺上的地富反壞右叛特走們，他們都是“五十而知天命”的人員，他們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的洗禮和鍛鍊，似乎都成了運動場上的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那些個新定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們，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也都是領導者，也都是運動場上的裁判員和教練員，憑著他們在多次政治運動中扮演過的多重運動角色，他們心裡都明白，他們面對的造反派頭頭都是指鹿為馬的狂相趙高，在這種人面前既不能爭論也不能辯解，只能任憑發落。他們更清楚，每次政治運動的初期到來都是矯枉過正的，最後多數會平反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運動一開始，發熱的革命者都不會有具體情況來具體分析問題的沉穩冷靜態度，而是會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指示做成一個個麵糰，根據自己的需要任意的揉來揉去，這些革命者怎麼說怎麼有理。這些荒唐的事情，自己過去也曾作過。今天的下場難道是對自己青年時期放蕩的回報？看來，青年時期的放蕩是晚年的匯票，幾十年以後就會需要加上利息支付。這也是咎由自取啊！儘管有的在這樣自責，但他們還是都堅信一條：你只要咬牙挺過去了，到運動後期我黨還是會給他們一片藍天。所以，他們都溫順的站在那裡，一個個像沒有牽動的傀儡立在那裡，顯得呆滯、木訥。
“進行大會下一項，革命群眾揭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