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們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應該學習一下這些年輕人的精神？”
也許看我為難了吧，兩天後，他打電話給我，說軍委幾個同志要在北戴河碰碰，然後回來參加八一招待會。全域性性的工作是楊尚昆負責，要他聽你的長篇大論，火車上倒是個機會。
7月30日晚我特意趕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擠上了返回北京的軍委專列。我先找楊小二，他很熱情，馬上和他爸說，我們的戰略家來了，要找你談話呢！楊尚昆說，你爸爸告訴了我，有一批年輕同志對軍隊建設很有些見地，我是很想聽聽。他說，我們邊吃點東西邊談好嗎？我哪裡有心思吃，趕緊說，我吃過了，您一邊吃飯，一邊聽我彙報行嗎？楊尚昆說，你怎麼不找你爸？我說，他說他不管，讓我找你。楊是個很敏銳的人，當他饒有興味地聽完了我的長篇大論後，第一句話就是：“軍隊建設首先要在指導思想上實行戰略性的轉變，這個意見好。但問題是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這話是誰提出來的呢？”這可把我給問住了。是啊，我們的一切立論都是建立在否定這句話的基礎之上，如果不能對這句話的出處和它的歷史緣由給予確定的解釋，那麼後面所說的建議都將是蒼白無力的。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淺薄和稚嫩。我說，我沒有查過，但只記得最早是60年代林、羅主持軍委時喊出來的。他看我尷尬，就把話岔開了。最後，楊說，你先和李希庚（注：軍委辦公廳主任）談談，他在幫我組織講話，看看你們的那些東西，能寫進點什麼。
車窗外掠過了崇文門的古箭樓，列車徐徐地進入北京站。我和楊尚昆道別，他握著我的手說：“你們一起的還有哪些同志？都代我向這些年輕同志們問好，告訴大家，軍委感謝你們。困難啊！軍隊建設受到國家經濟的制約。”我說，楊副主席，下面部隊的同志都有這個志氣，錢少不怕，和平時期，軍事領域一樣可以大有可為的。他笑了，說：“怎麼跟你爸爸一個樣。我和你說句心裡話，我們其實都是一致的。”
是安慰嗎，還是解釋？我後悔不該講那麼多，其實他們什麼都知道，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9個月後，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主題是裁軍和“忍耐”。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對軍隊幹部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集中財力物力搞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搞上去了，加強國防建設也就好辦了。”“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所以，我們要忍耐幾年。先把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好辦。現在就是要硬著頭皮把經濟搞上去，就這麼一個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對此，軍隊同志表示堅決擁護，理解國家的困難，做好工作，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但楊的講話中到底還是用了我們建議中的一句話：“要實現我軍建設指導上的戰略性轉變，從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這能視同是軍委接受了我們“實行戰略轉變”的意見嗎？感謝李希庚同志動了惻隱之心，從我們厚厚一大本建議書中摘出了這句話。但這已經足夠了，這段話理所當然地被總部印發的許多檔案引用，形成了闡述戰略轉變的固定用語，戰略轉變因此而被叫響。這對我們這些年輕軍官們應該是個安慰了。過了好久，父親一次笑著對我說：“軍委有的同志問我，大家都在說戰略轉變，怎麼我就記不起是在哪次會議上透過的呢？”
前後參與了這項工作的同志還有：佟煒銘、章沁生、鄭威、郭衛平、尹斌、廖世寧、邱曉光，以及《軍報》的曾光軍、李炳彥。後來父親告訴我，張震同志在軍委會議上還專門提到過你們這些同志。是的，他們不應該被忘記。
和平來到了。但軍隊究竟怎樣利用這個難得的和平機會為戰爭做好準備呢？轉入和平時期的軍隊又該做些什麼呢？今後軍隊發展的目標和道路又是什麼？全軍將士又應該怎樣去奮鬥？我們真的不滿足僅僅“忍耐”兩個字。
其實翻開領導同志的講話，忍耐，僅是基於目前國家財政狀況，中央對軍隊同志要顧全大局要求，要能體諒國家的困難，軍隊建設要在國家大局下行動。但不知怎麼搞的，忍耐竟成了軍隊建設的目標。面對即將席捲全球的新技術革命的浪潮，面對世界軍隊的高科技化，我們這支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軍隊，該怎樣面對挑戰呢？作為一名軍人，我們想聽到軍委發出的號令。僅僅停留在“建設一支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軍隊”這樣概念化的口號上是遠遠不夠的。但軍委這次會議沒有回答，或者說是回答得不明確、不鮮明。起碼我是這樣看的。
我對父親談了自己的看法，軍隊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