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海軍的組織路線。（注：《海軍組織建設大事記》12頁）不久，父親就離開了海軍。
時過境遷。父親回憶起當年他的這些老朋友時說：“就是這些人，他們幫助共產黨撐起了最初的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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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帶回來一架手風琴
1949年9月間，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父親，接到周恩來的指示，和空軍司令劉亞樓一起趕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動身！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勝利衝擊了雅爾塔會議劃定的二戰後的世界格局，中蘇走到一起了，東西方陣營的對壘平衡在起著微妙的變化。中共派出以劉少奇為首的高層代表團訪蘇，與斯大林會晤。雙方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世界格局的走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準則和相互關係，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大戰略的思路和構想、外交政策等，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討論。在此基礎上，又就蘇聯援華問題、臺灣問題、東三省及蘇在華利益、情報資源共享等具體問題上，展開了討價還價。說服、爭辯、妥協、籤協議、摳字眼、會上、會下，盡展各自的外交智慧，時間長達兩個月。據現在披露出來的資料證實，蘇聯原則上同意在空軍和海軍的發展建設上對中國給予支援。父親和劉亞樓如此十萬火急地奔赴蘇聯，就是為了落實劉少奇這項談判的成果。
父親坐火車到滿洲里，他回憶說：“戰爭過後，一片混亂，車站上、列車上到處是難民。給我訂了個包廂，但外面過道上擠的都是人。一個老太婆很可憐的樣子，我就把她請進來坐，結果她的鄉親們也都陸陸續續地擠進來，最後反倒把我給擠了出去。哈！就這樣，我一直站在過道里，捱到了滿洲里。”隨後他登上了蘇聯方面派來的專機，中途經幾次加油後，到達莫斯科。
空軍劉亞樓司令的境況就好得多。據跟隨他的人回憶：“8月1日上午，我們乘火車經瀋陽、長春於4日到達哈爾濱。劉亞樓司令員向當時的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彙報了情況，第二天高崗讓我們乘他的專列赴滿洲里。這是一節特製的柴油機車，設有舒適的小會客室、臥室、洗澡間、餐廳、廚房等，沿途一路綠燈，所有客貨列車均為這輛專列讓路。行駛速度比從北京到哈爾濱的客車快多了。在滿洲里車站，我們換乘蘇聯寬軌列車，到赤塔後，改乘一架美製C－47型飛機（聯共中央政治局的專機），經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鄂木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喀山，歷時3天，9日方到莫斯科。”
父親這個人啊！怎麼說他呢？堂堂一個司令，和難民擠在一起過夜，喔……可他不覺得，他說：“這有什麼？脫了這身軍裝，不也是老百姓。”跟隨了他多年的秘書丁慎勉告訴我，你爸身上可有故事了，“一次從部隊檢查工作返回，那是個小地方，臨時訂不到臥鋪。我們勸他等等，首長說，站著也要走。車上人多得很，怕出意外，我和部隊派來護送他的兩個保衛幹部圍住他。站得久了，警衛參謀周裴正就動員旁邊的老百姓給讓個座。首長這下可真生氣了，說你把人家拉起來了，我就能坐嗎？看看頭頂上的帽徽吧，向來都是子弟兵照顧好老百姓的嘛！還有你們這幾個，幹什麼老是圍著我？現在都是我們人民自己的火車了，有什麼危險啊！旁邊的幾個青年學生聽見就問，這位首長一定是老紅軍吧？請他坐下來給我們講個紅軍的故事好嗎？這樣大家就擠在一起，圍了裡三層、外三層的，聽他講了一路。”
空軍劉亞樓的談判非常順利。
在蘇聯武裝力量部辦公大樓，蘇軍總參謀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和空軍總司令維爾希寧元帥，熱情地迎接了中國客人。
蘇方答應，組建6所航校，其中殲擊航校4所，轟炸航校2所。一年內，透過速成訓練，幫助中國培養350～400名飛行員。這樣加上中國自己訓練的110名飛行員，經半年改裝和戰鬥課目訓練，即可組建1個能擔負作戰任務的混合師（2個殲擊團、1個轟炸團）。1年後，6所航校的飛行學員全部畢業，又可組建殲擊師2個，轟炸師1個（均3團制）。
蘇方還答應，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級教練機各15架，雅克－11（轟教機“烏特伯”）中級教練機15架，烏拉－9、烏拉－2高階教練機各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練機270架。每所殲擊機航校配拉－9戰鬥機30架，每所轟炸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