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支援一面反對革命。在四川，尹昌衡就任都督之後，會黨到處滋事，紳士們竟請已經下了臺的四川總督趙爾豐派清兵去鎮壓。在山東，紳士們宣佈了獨立，立？求皇帝寬赦，請皇帝批准他們的獨立。袁世凱大兵壓境，紳士們竟又取消了獨立。這樣的表現例子還很多。
秘密結社或會黨的表現一般都很不好，很幼稚。除了安徽的淮上軍以外，其餘到處搗亂，生活習慣很腐敗，他們沒有建設新政權的藍圖，只起了些消極的破壞作用。
軍―紳政權的團結並不是沒有破綻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有了《臨時約法》，於是地方紳士的合法有道功能減弱了。紳士們的鉤心鬥角，腐敗的傳統作風，使所謂的“行政經驗”、“資望”、“能力”等等理由變成了荒唐的神話。紳士們的地位很快地就一落千丈。軍紳之間有不可分離的彼此依存的關係。但是軍政府和以後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有限，一面要養兵，一面要發展民政工作。這樣的矛盾在革命以後因為需要擴軍也需要整頓民政而不斷地尖銳化。
從整個國家的角度來看，軍人在政治上首要的領導地位已經奠下了基礎。軍人不再是紳士階級的附庸，不再是馴服的政治X鬥爭的工具，而變成了政治X鬥爭的主角。
革命之後，中央和地方的制度關係是怎樣的哩？
《臨時約法》沒有提到省制，但在1912年對省制有兩個重要的考慮之點：第一，行政區和軍政區、行政長官和軍政長官的職權如何劃分？大家希望的是軍民分治，大家承認的是既成事實。第二，民政長官是民選抑或由中央任命？從省的立場來看，希望的是地方分權，也許最後達到地方自決（self…government）；從中央的立場來看，希望的是中央集權，這樣才能解決中央政府的財政問題，最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在省制沒有解決之前，袁世凱總統的措施加深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他委派了汪瑞輳���髏裾�す伲�饈牆�鞫級嚼盍揖��荒莧萑痰摹６級揭壞┦�チ瞬普�筧ǎ����哪芰Α⒕�ā⒄�蔚匚歡薊岢晌侍狻＝幼旁�攬�值骰渙稅不蘸凸愣�畝級劍�運鋃嗌��匚奈擔�猿戮濟鞔��好瘛Ｕ餼吞羝鵒�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之後，中央在建立省制和任免省政府人員方面的權力增大了。先是袁世凱修訂了《臨時約法》——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人員。然後是1914年5月1日宣佈的約法，正式賦予大總統中央集權的力量。
財政是其次的一個難題。“革命之後，縣款不解於省，省款不解於中央。”1913年各省承擔解給中央的款項是三千二百五十萬，實解不過五百六十萬元。但是據財政部的報告，自民國元年到二年十二月，各省實解才二百六十萬元！不解款受惠最大的是地方紳士，他們不交田賦；不解款吃虧最大的是中央政府，只得靠借錢度日。這又說明中央集權的必要。“第二次革命”之後，中央財政才漸漸好轉。鹽稅交外國人管理，地方軍人紳士不敢截留，收入增加了。1913年10月到1914年5月，在外國人管理之下鹽稅收了三千四百萬，交中央的鹽餘（還了外債之後的剩餘）一千一百萬。各省的解款也增加了，1916年各省竟解了兩千多萬元。印花稅、驗契稅、菸酒牌照稅，中央的其他專款也增加了一千多萬元的收入。1916年可以說是民國初年中央政府收入最健康的年頭。
裁兵是再其次的一個難題，也是解決財政困難的根本。據財政部長周學熙的“財政方針說明書”，全國約有兵一百萬，如裁減之後留五十師，新編練五十師，需費一千五百萬元。這樣的鉅款從何而來？結果是發很少的錢甚至不發錢，把軍隊遣散，或另外收編。譬如1913年4月廣東還有十萬民軍，據說解散了九萬。但是據日本參謀本部的報告，廣東只解散了或者裁了半個師。再根據日本參謀本部的材料，只有江蘇在黃興主持之下，裁兵比較有成績，一共減少了七個師。裁兵沒有成績，造成了縣區和鄉區由小軍人統治的局面。例如福建的永定、上杭一帶，小軍人派軍餉，拉夫。四川的鄉紳當團總，縣長也要跟軍隊的司令長官有親戚或朋友關係。各縣的支出，跟省和中央的支出一樣，多半用在軍隊和團防身上。
黎元洪在1922年恢復大總統職位時的通電，適當地總結了那時中央和省的關係：“二年之役，則政黨挾督軍為後盾；六年之役，則政黨依督軍為中心。政客借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為重。”中央和省的基本矛盾是軍人的勢力無法消滅。於是政黨和政客（紳士）依附於軍人。從社會勢力集團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