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徑，所以他們要求成立學會、國會、省議會，也要求立憲。這也就是說政府不能適應世界的潮流來代表紳民的公意，所以必須改革。據革命者的看法，根據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日本大和民族的學說，一方面中國的國體政體必須改變，另一方面“劣等的”滿族統治“優秀的”漢族的局面必須TF。
清室之遲遲不立憲、改革不徹底，使要求立憲的改良者失望，同時也證明了革命者判斷的正確。為了使革命比較“文明”，改良和革命兩大思潮趨於合流。
辛亥革命之中和以後，北京與省之間的關係改變了。
首先是許多省份宣佈又取消了獨立。從1911年開始的各省獨立的作風，並不等於說省脫離中央而變成像外蒙古那樣的獨立國家，外蒙在1911年12月26日宣佈真正的獨立。1911年省獨立的意義有兩個：（一）行政上暫時跟北京斷絕關係，不再承認北京是全國行政、財政、司法、軍事系統的中心；（二）暫不承認中央政府是全國合法違法、有道無道的最高裁判所。這兩點是各省宣佈獨立的中心內容。單從這兩點來看，1911年省的獨立和太平天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沒有什麼分別。分別也有，那在於1911年的省獨立是暫時的，而且獨立以後的新政權是由尊崇中國舊文化傳統，在社會上根據舊標準而有地位、聲望的人推選的。新政權的階級意義保證了獨立不過是暫時的。
各省的獨立由三大勢力所促成：第一是主張或同情革命的紳士；第二是擁護或同情革命的軍隊；第三是反滿的秘密結社所領導的群眾。這三個勢力在不同的省份中組合的比例不同，於是在新政權裡、軍政府裡，權力的劃分也就不同。
使軍政府合法有道的勢力是主張或同情革命的紳士，他們暫時代替了北京作為合法有道的裁判人。但他們不敢擔任最高裁判人的職能，那是冒天下的大不韙，有篡奪的嫌疑。他們合的法是文明的法，有的道是傳統的道。換言之他們參加或同情革命，使革命過程中對紳士階級的財產生命，破壞得少一些，尊重得多一些。但一經宣佈了獨立，省一級的紳士和中央的紳士對立了起來；既然革命要合法有道，要“文明”一些，他們也跟秘密結社領導的群眾對立了起來。在對立之中，一方面要派兵對抗中央，另一方面要派兵鎮壓群眾，這樣才能保護紳士們的新政權、生命及財產。軍隊就變成了一個不可少的保衛工具。
在革命的過程中，中央軍隊和革命軍交戰最激烈的地方是湖北，其次是江蘇，再其次是山西。在直隸（今河北）、河南、山東及東北三省之中，中央的勢力很牢固。此外的宣佈了獨立的省份裡，地方紳士最迫切的敵人不是中央而是秘密結社所領導的群眾。在陝西、四川、貴州、湖南、安徽、廣東，紳士和秘密結社的鬥爭尤其尖銳。這六省之中，除了湖南表面上由紳士領導，廣東表面上由gmd（同盟會）領導之外，其餘都是由軍人領導的軍―紳政權。在軍人勢力強大的湖北、雲南、山西、江西，自然也成立了軍人領導的軍―紳政權。在秘密結社勢力比較弱的地方——江蘇、浙江、福建，成立了紳士領導的紳－軍政權。各省的權力就是這樣劃分的。
到清帝退位之後，各省取消了他們暫時的獨立。新的中央政府，先在南京，後來搬到北京，承認革命過程中的既成事實。二十二省的都督，十五個是軍人，七個是紳士。
在革命的過程中，這三個勢力的表現怎樣呢？
革命的新軍比較團結，相當守秩序。新軍在革命中亂來的例子不多。他們和紳士合作成為TF清室同時又維持地方秩序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四川的情形可以用作有代表性的例子。四川成立軍政府時，軍人和紳士討論是否實行軍民分治。意想不到的是軍人贊成分治而紳士反對。反對的理由是“袍哥（哥老會分子）橫行，如分治，恐治安不易維持”。同時在廣東、陝西、江西、湖南，某些軍隊領袖以為自己沒有“資望”，缺乏行政經驗，不能使軍政府合法有道，所以把領導權讓給紳士。
紳士們頗不團結。省一級的地方開明紳士有的支援革命，有的首鼠兩端；州縣紳士直接受到群眾的威脅，看不出革命對他們有什麼了不得的好處，所以反對革命或對革命冷淡。有些地方紳士在革命中的表現比較好，有的卻不令人欽佩。一般說來，清室的地方官很怯懦，“殉節”的很少。甚至支援或同情革命的紳士也忽左忽右。在山西，北洋軍攻下太原時，宣佈了獨立的紳士又掛起了龍旗，又擁護清廷。所以山西革命軍領袖姚鴻發說：“一般腐儒，有何能為？”在安徽，合肥的紳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