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調整，規定詳細的議員人數和議會細則，一定程度上是規範了地方議會的制度，但實際上卻間接削弱了地方議會的許可權。議會名稱也因此改為議事局。
又在這一天下午的時候，由新華宮釋出褒賞申令，設立舊侶、耆碩、故人，又列賞了一百多位王親公侯。其中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馮國璋為一等仁懷公，袁肅為二等昭烈公。而原本同樣擬定為親王的段祺瑞，卻在正式公佈的申令中被剔除了名字。
在申令發出的同時，緊隨其後釋出《新皇室規範》，其中包括“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製度；永廢宮女採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
但是外界小道熱議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大總統的侄子袁肅究竟算不算得皇室成員。若是算作皇室，袁氏子弟大多被封為皇儲、親王、郡王，可偏偏袁肅僅僅只是一個二等公，論親疏關係居然連黎元洪都及不上。若不算皇室成員，那也意味著就正式跟袁肅劃清宗親關係，只怕必然又會引起一陣非議。
當然，關於袁肅的猜測也只是一些娛樂性質的討論罷了，北洋政府內部卻沒有真正將這件事放在眼裡。
到了第二天，湖北、江蘇、上海、福建、廣東、廣西等省才勉勉強強響應了中央申令，開始宣佈接受最新的政治改革命令，所有官職、形設等物一應遵照帝國規範辦理。即便如此，這些省內反對帝制的聲音猶然不決，甚至還出現“暴徒”公然襲毀帝國旗幟和形設之物。單單就在這兩日時間裡，各省均有暴X動案件上報，一省之內少則五、六起，多則更是超過了二十餘起。造成的公物損壞和人員傷亡總計損失超過數十萬元之多。
相對而言，這些行省多少還能將帝制的命令執行下來，而在雲南、四川、湖南、貴州以及廣東、福建的部分城鎮，從主要官員到下面的議會團體，乃至於許多商人、工人和社會名士都是堅決反對到底，根本就是拒不接受中央關於帝制的申令。
中華革命黨在輿論聲勢上的攻訐達到了最高峰，一些地方分部機構更是擅自派遣敢死隊，對擁戴帝制的一些地方官員採取謀刺行動。不過這些謀刺行動大多是失敗告終，涉案人員盡數被批捕入獄，即便有少數成功者，所刺殺物件也都是一些蝦米小角色，數人是遇刺受傷，只有極個別運氣不好者是當場身亡。
孫中山在十一月二這天連續發表了兩篇社論，其一是《舉義說國民討國賊書》，其二是《捍衛共和誓言書》。很快這兩篇社論就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西南諸省的軍閥紛紛借勢附言支援孫中山，海外許多華僑也被調動了積極性，為捍衛共和體制一次性匯捐八十萬元。
對於國內這些不安分的聲勢，雖然稍微超出了袁世凱所預期的範圍，但一切仍然可以說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幾天之後，他以皇帝的名義向還沒有遵行帝制命令的幾個省、城地區釋出最後通牒，勒令限期鎮壓暴X動和執行帝制命令，否則將視為叛國罪論處。同時下令事發地區駐紮的北洋軍，一旦逾越令期，可適當採取軍事行動予以懲處。
重慶的中央陸軍第十五師和岳陽的中央陸軍第十二師在接到命令之後，第一時間擺出了備戰姿態。但是無論是湯薌銘還是陳宦，又或者是下面的吳佩孚、吳光新等人，所有人都是各懷心思，無非是先做出一個表面的樣子，接下來仍然會伺機行事。
隨著袁世凱採取下達最後通牒以及相關的軍事命令之後，西南軍閥和中華革命黨都意識到擺在眼前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嚴峻，他們不可能還能再繼續等待、拖延或者期待著其他更有利的時機出現。尤其是在四川、湖南等地的軍閥，不斷電報發往雲南和香港，催促早日確定對策，否則他們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之下，只能選擇向北洋軍投降。
又過了兩天時間，蔡鍔由香港秘密抵達雲南，在昆明督軍府召集了一次重要的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不僅有西南諸省的軍事領導人，也有中華革命黨以及其他反帝制團體的代表。中華革命黨這邊直接派來了廖仲愷參加會議，全權代表黨內來與西南各軍事領導人達成合作細節。此次會議迫於目前局勢緊促的緣故，整個會期並沒有進行的太久，所有討論的議程全部是撿最重要的優先。
會議前後進行了三天時間，並且每討論完畢一個議程便立刻著手開始執行。
在蔡鍔的倡導之下，首先確立武裝反帝制、反袁世凱的方針，隨後便是籌劃建立統一的反帝制、反袁世凱的軍事指揮系統，也就是聯合所有西南軍閥的部隊組成護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