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對此，魯迅說：“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燬’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燬’之列的。”這項工作牽涉各省，一直進行了半年之久。
不論尹嘉銓是“真道學”還是“假道學”，本來都不幹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會安享天年，壽終正寢。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極力擴張君權，雖一時收到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清代後期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墮落。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一面。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只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鬆弛。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裡相關。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一 尹壯圖的奏摺
文字獄的消失和它的興起一樣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國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體陷入了亢奮乃至瘋狂狀態。他們放下日常工作，晝夜不息地審查著帝國內所有的漢字，而皇帝卻在這個時候不動聲色地轉向了。
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萬青被人舉報。舉報者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有嚴重問題。其匾額曰“豆登常新”。其對聯是“吾祖吾宗，貽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這類氣勢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適，平民百姓怎麼可以妄用？
指控當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卻絕不會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後，類似的荒唐冤獄數不勝數。地方官不敢怠慢，將此案列為大案火速上報，等待著皇帝對他們辦事勤敏的嘉獎。
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皇帝說，閉著眼睛都能看出這是一起誣告案件：“此等扁對雜湊字句，謂之文理不通則可，指為語句違礙則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節，看來竟屬險詐誣罔，斷不可因此拖累無辜，致長刁風！”
既然皇帝不為已甚，地方官當然也就樂得不再傷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後（1783年），文字獄稀稀落落，顯著減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餘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撫大員鄭重重申，文字獄不可擴大化：“外間著有詩文，果有如錢謙益、呂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孫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應搜查嚴辦；若並非有心違悖，不過字句微疵，朕從不肯有意吹求。”這道諭旨之後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絕響。腥風血雨終於停息，讀書人提了幾十年的心終於放了下來，全國上下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清代文字獄檔》）
皇帝為什麼停下了殺戮之手？
因為文字獄運動已經成功地達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獄的目的是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消滅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一切有膽量、有頭腦、有野心和他較量的人，都已經從肉體上消失；一切稍涉異端的書籍字紙，都已經被燒光；連綿不斷的慘痛絕倫的大案，已經嚇破所有活下來的人的膽。
一張一弛，寬嚴相濟，是乾隆的一貫統治原則。嚴了三十年，終於可以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