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無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歷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現。比如雍正就屢屢稱他的臣子李衛、田文鏡、隆科多等為“國家偉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乾隆認為，臣權的上升就必然意味著君權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出現危機，君主大權不獨攬之際。許多名臣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扶國家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對張居正這位明代的名臣，史評大抵功大於過，他卻大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弁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
為了消除尹嘉銓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乾隆特下長詔斥責尹嘉銓的“名臣論”。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鷙，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他在李衛的奏摺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硃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乾隆卻極重君臣之別，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麼私交。也許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於大臣的“好名”之習，乾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陝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鑑，恩再邀寬典也。”
在打擊限制大臣“好名之習”方面，乾隆不但學習了父親製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政治習慣，就是那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離任後，當地官民往往會透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紀念。然而乾隆皇帝卻通令各省，將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撲毀”，並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在他的嚴令下，全國各地紛紛將康、雍以來所建祠堂、石碑摧毀，僅雲南、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認為應該由皇帝壟斷所有的偉大、光榮、正確，不給其他人留一點榮譽空間。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著的大寫的人，而僅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銓案審結。在“妄比大賢，託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復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的罪名之外，乾隆還審得尹嘉銓犯有許多其他不可饒恕的“大罪”：
尹嘉銓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乾隆嘲笑他學習淺陋，讓大臣們評論，他“能為朕師傅否”？
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把“古稀”壟斷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號，被認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賞明太祖廢除相權之舉，認為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大大提高了君權的穩定性，實在是造福百世萬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們把清代的大學士習慣性地稱為相國。尹嘉銓在自己的著作中屢稱大學士為“相國”，乾隆批評說，宰相之名久已廢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權柄不移。在朝大學士，作用不過是承旨記錄，有哪件事曾藉助大學士的襄贊？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覆審訊後，奏請將尹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也就是說，16歲以上的子孫都要殺頭，家中的女人們以及16歲以下的子孫要發配為奴。不過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
同時命各省查繳銷燬尹著述或編輯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