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武十一年四月，歷時十年的《明史》終於在眾人的期盼之中修編完成了。由於孫露是透過禪讓的方式以華替明的，因此就內容上來說，《明史》的記載還是十分的客觀詳盡的。此外，或許是為了給現今的中華朝的一些制度做註解，中華朝的史官在修編《明史》的過程中還特意強調了一些特殊事件，例如東林黨的數次全國性集會、天啟朝蘇州百姓抗閹黨等等內容。其目的當然是旨在藉此證明中華朝之所以會對制度進行如此重大的變革，之前都是有預兆的，乃是順應民心的舉動，如果光是這些，那中華朝修編的這本《明史》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優秀客觀的史籍罷了，然而有一樣特別的細節卻讓這部書在日後的世界史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原來內務部在修編《明史》時除了採用傳統的“王公即位年次紀年法”以外，還首次引入了“黃帝紀年法”。也就是以黃帝即位之年為元年的紀年法。事實上，中國古代的紀年法主要有四種，即“王公即位年次紀年法”、“年號紀年法”、“干支紀年法”、“年號干支兼用法”。其中自然是以“王公即位年次紀年法”最為常見，而“黃帝紀年法”在正式的官方記錄中並不多見。
可繞是如此，內務部這次還是花費了大量的人力透過最早的“干支紀年法”推算出黃帝的生辰，從而制訂出了眼前的“黃帝紀年”。這一來是因為歷史上不少帝王一遇到可喜的事就都會更改自己的年號，像漢武帝就分別有過建元、元光、元朔三個年號；武則天在位的年號更是幾乎一年一換。雖然自明朝起黃帝在位時不再更改年號，僅在新帝即位時更改，但還是會存在上一位皇帝的末年和下一位皇帝的元年吻合的缺陷，因此為了日後編撰華夏通史的考慮，內務部在權衡再三之後，還是決定啟用“黃帝紀年”。
而另一個原因，則是來自於外部。須知，歐洲現在使用的“西曆紀年法”乃是以基督出生為元年的紀年法，姑且不論中華朝上下根本不可能以一個外夷的誕辰做紀年，光是在這個時代的歐洲，有關基督究竟是何時出生的爭論就從未停歇過。因此西曆紀年在中華朝除了一些研究西方學說的學者，以及與歐洲方面有貿易往來的商賈外，幾乎不為人所知。不過在東西方日漸加深的文化交流過程中，中華的學者倒是逐漸萌生了制定一套直線性紀年法的想法。於是乎，“軒轅四三五八年”就此與“西元1660年”出現在了同一時空之中。
“軒轅四三五八年四月……”內務部的書房中，冒闢疆輕輕唸叨著《明史》封冊背後略帶陌生的紀年，秀氣的雙眉不由動了一動。
“闢疆是不是覺得這有些多此一舉？”一旁端坐在案牘背後的黃宗羲一眼就看穿了下屬的心思。
“學生剛才一時走神讓大人見笑了。使用黃帝紀年便於日後記史，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好事。”冒闢疆趕緊把封冊一合解釋道。雖說冒闢疆的年齡與黃宗羲不相上下，但在這位準首相的面前，他還是極其恭敬自謙為“學生”。
冒闢疆自稱“學生”的叫法讓黃宗羲略微感到了些不適應，畢竟冒闢疆以復社四公子的身份名揚天下時，黃宗羲還只是個籍籍無名之輩，不過這種猶豫稍縱既逝，黃宗羲很快就接受了冒闢疆的稱呼，卻見他淡然的搖了搖頭道：“若說為了日後修史便捷著想，自漢武帝起使用至今的王公即位年次紀年法也有千年歷史了，使用至今也未曾見出過什麼紕漏，而對普通百姓來說，今年是弘武十一年，還是軒轅四三五八年也沒多大的干係，不是嗎？”
冒闢疆當然是認同黃宗羲的這種說法的。事實上，儒林之中也確實有部分學者對朝廷使用黃帝紀年的做法存著異議。然而使用黃帝紀年的事終究是由黃宗羲主持的，此刻他突然調轉矛頭說出這樣一番話，讓冒闢疆多少有些摸不著頭緒。因此他當即還是十分謹慎的回道：“雖然單就尋常百姓與一些讀書人來說，使不使用黃帝紀年影響並不大，但對於朝廷來說黃帝紀年的使用就意義深刻了，特別是使用黃帝紀年能向外夷彰顯我華夏悠久的歷史。大人之所以會力主《明史》採用黃帝紀年恐怕也是出於這個考慮吧。”
冒闢疆的話顯然讓黃宗羲覺得十分滿意，卻見他揚起頭意味深長的點頭道：“闢疆，你這話算是說道點子上了。使用黃帝紀年的真實意義不在中原，而恰恰是在海外，這麼做固然有向外夷展示我華夏悠久歷史的意思，但更為深刻的意圖則是要以我華夏的方式來書寫世界史。”
“華夏的方式來書寫世界史？”冒闢疆似乎明白了點什麼。
“是的，就是以我華夏的觀念來描述整個人類的歷史。”黃宗羲傲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