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得當，皇帝可以成為文臣和太監之間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約之效。然而情況並不能經常如此。幾十年前就曾出現過劉瑾這樣權傾朝野、劣跡昭著的太監，後來的大太監，馮保更是和張居正聯手，一時威力無窮。
當時，馮保既與張居正關係密切，而惟一足以駕馭他的皇帝又正值沖齡，因時際會，他就得以成為一個不同於過去“無名英雄”式的宦官。當然，在小皇帝萬曆的心目中，絕不會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權力，貽害朝廷。馮保給人的印象是平和謹慎，雖然算不了學者，但是喜愛讀書寫字，彈琴下棋，有君子之風。他之得以被任為司禮太監，也有過一段曲折。原來在嘉靖時期，他已經是秉筆太監之一。隆慶時期，他被派掌管東廠。東廠是管理錦衣衛的特務機構，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據過去的成例，管廠者必升司禮太監。而由於他和大學士高拱不睦，沒有能夠升任這個太監中的最高職位。直到萬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職，此後二人通力合作，建立了名噪一時的“萬曆新政”，這便是秉筆太監的厲害。
但內閣的設立是客觀的需要，司禮監的勢力則是出於皇帝主觀的需要，儘管他們的權力被後人稱為有宰相之實，但從制度上可看出內閣、司禮監都沒有掌握獨立的相權，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兩個部分，成為明朝皇帝集中皇權的兩個政治砝碼，它們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證了皇權的集中和正常執行。即使皇帝疏懶、年幼或無能，這兩個砝碼也沒有改變平衡機制的能力。明代大多數皇帝深居宮內，卻能夠維持統治，這不能不歸功於這種平衡機制。有其利則有其弊，明代監閣體制在發揮其合理功能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在國家政治方面產生出宦官之禍等負面影響。
隨著後來的太監和皇帝的關係越來越好，其權力幾乎大過了內閣，就如明熹宗事情的超級大太監，魏忠賢，此人透過太監魏朝介紹投入王安門下，頗得信用。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光宗朱常洛只當了 一個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寵愛選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長子朱由校。李選侍恃寵驕妒，不許朱由校與他人交談，逐漸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時只有十六歲，李選侍欲繼續控制朱由校，讓他留居乾清宮。御史左光斗、給事中楊漣及閣臣劉一憬等倡言移宮，幾經爭執，李氏被迫移居仁壽殿。這一事件稱“移宮案”，與萬曆時的挺擊案、泰昌時的紅丸案合稱“三案”。 “三案”本身對魏忠賢的命運不會發生多少影響，但一些閣部大臣對“三案”態度曖昧，引起言官們的猛烈抨擊，門戶之見，朋黨之爭愈演愈烈，給魏忠賢造成一個十分有利的客觀環境。
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選侍撫養，對她有依戀之情。這種關係被官僚們強迫中止，會使他對有關官員產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諸如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李進賢等人。
王安死後，魏忠賢升為司禮秉筆太監。此後平步青雲，拉開了中國歷史上最昏暗的宦官專權的序幕，一時廠衛之毒流滿天下，一大批不滿魏忠賢的官員士子慘死獄中；一大批無恥之徒都先後阿附於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處為他修建生祠，耗費民財數千萬。他自稱九千歲，排除異己，專斷國政，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明崇禎繼位後，打擊懲治閹黨，治魏忠賢十大罪，命逮捕法辦，自縊而亡，其餘黨亦被徹底肅清。如此大的勢力，幾乎是達到了太監權力的頂峰了。
明代內廷十二監為司禮監、內官監、御用監、御馬監（後稱尚駟監）、司設監、尚寶監、神宮監、尚膳監、尚衣監、印綬監、直殿監、都知監。十二監下設有四司八局，四司為惜薪司、寶鈔司、鐘鼓司、混堂司。八局為兵仗局、巾帽局、針工局、內織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銀作局、浣衣局。合稱“二十四衙門”。除專司清洗內廷衣物、便器的浣衣局外，其餘二十三單位皆設於紫禁城內。朱元璋即位初期，各監各局編制約百人，至明中後期，多數監局在各省州縣，皆派駐直屬宦官，主管與宮內需索有關的業務，並監視疆吏民情以密報內廷，宦官人數達數萬人。
第13卷 540章：監軍
許霆正愁沒機會見到燕王，此刻如此好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豈能放過，但秉筆太監雖地位較高，但不得皇帝應許，終生不得出入深宮，這次若非發生胡患，只怕他當真不得出入京城。這次胡患，朝廷雖派遣宋忠、蕭琴鎮守山海關，但各朝各代武將『亂』國的歷史或多或少對當權者產生了影響，他們一面防著武將，一面又利用武將，尤其是那些邊關武將，他們作為邊疆大吏，手握重權，一旦生了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