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辦法只有兩條：平時多多儲存歲餘，或者臨時增加推廣捐納。
苟使一旦所遇的財政困難超出上述兩種方法所能補救的範圍外，卻又沒有人能夠想得到解決途徑
在董浩的摺子中，他提出一個見解，認為歷朝歷代，於商人的稅率太低，而且‘徵商一詞，含義甚狹’，僅指關市之徵而言，他種如鹽、鐵、茶課還不列於徵商制下，所以就出現了河工、鹽商‘富可敵國’，而朝廷‘用度吃緊’的怪異景象。
董浩認為，‘中華徵商制度，起源甚早，周禮有厘布、紟布之徵，漢唐以後，也各有徵商之法，雖有簡繁之別，但無一朝不徵收之，我朝入住中原，大行善政，除聖祖仁皇帝行永不加賦上諭以來，對於一切課稅，皆務從輕。可謂於民恩澤厚矣。’
‘我皇上御宇四十年來，皇輿境內，徵收商人貿易之稅不足30萬兩，與宋代天禧末年，徵商歲入800萬貫相較，可說是極少。況此數為法定稅額，能否收致辭數，仍在未定之天。’
有鑑於此，董浩認為，應該徵收商稅，以裕國課。而且，現今所行，‘僅關有徵而市無徵，致令富商大賈盈利鉅萬，卻不納賦稅，與農人輸什一之稅比較起來，負擔實在過於不均。’因此他提請朝廷，按照‘資本大小，及歲入漁利多寡而課之。’即凡‘有資本銀在千兩以上者，計其漁利，歲可得銀百兩，……按什一之制，每年徵銀課十兩，資本多者以此遞加。’
在貼稅而言，對於那些有行貼的（行貼就是今日的營業執照）‘即不再徵收貼稅，以免重複。’最後一種是關於那種‘不用重本而取厚利，或用重本而取微利者，則要按照其歲餘盈利多少而徵收，不按本銀徵課。’
董浩在摺子中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