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轄不同，更不見得能讓他買帳，所以託了好些人向朱光第苦苦相勸，卻是徒費唇舌，一無效果。
說客也有好有醜。好的聽了朱光第持正不阿的言論，面有慚色，改容表示愧歉，自然心無芥蒂，醜的卻以為朱光第無事生非，不通世故，過去的上司給面子請他‘高抬貴手’，居然不識抬舉，豈不可恨？因而悻悻不免有些不中聽的話。朱光第一笑置之，但躲在屏風後面竊聽的家人，卻大為不安。
於是他的長子朱祖謀便婉言諫勸。朱祖謀長於文學，拙於言詞，又在嚴父面前，更加訥訥然不能出口，一句‘明哲保身’還未說完，便讓朱光第喝住了。“你‘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怎麼說出這種話來而且，我也說過不知多少次，你讀你的書，不准你干預公務，何以又來多事？我看，你回湖州去吧，明年鄉試，也該好好用一番功，莫等到臨陣磨槍。”
湖北多盜，朱祖謀自然不放心老父在此煩劇艱險之地。無奈朱光第認為他在衙門裡，一方面可能會被人利用，慫恿’大少爺‘包攬是非，說合官司；一方面又認為朱祖謀住在衙門裡，所見所聞的是非太多，一定靜不下心來讀書，自誤前途，所以逼著他收拾行李，派老底下人送回湖州上疆山麓的老家去閉門用功。
王季福當然要解送省城。這一案成了京山縣的新聞，茶坊酒肆，無不談論，因而也有許多謠言。朱光第有耳目在探聽，所以這些謠言無不知悉，其中離奇不經的，可以置之不理，但有一個說法，卻不能不引以為警惕。
這個說法是：王樹汶真正的身分，只有等王季福解到省城，父子對質，方能水落石出。所以王季福成了全案的關鍵。如果這案一翻，從原審的通城知縣到武昌府，南汝光道及湖北臬司，都有極大的處分。因此，上下合謀，預備在解送王季福時，中途劫人，搞成死無對證的情勢，這一案方可以維持原審。
胡體安可能會動手劫去王季福，是在朱光第的意料之中。說上下合謀，也就是說有官員庇護胡體安打劫，似乎荒唐，可是，任愷將這一案既然看得如此之重，則此荒唐的傳說，亦不是全無可能。
因此，朱光第特別慎重，起解那天，派了二十名得力的’小隊‘，夾護王季福所坐的那輛騾車，沿大道直奔武昌府，規定遲行早宿，一路趕到武昌。
一到武昌府就不要緊了。押解的典史格外小心，進省城雖已天黑，卻仍舊到首縣江夏縣去投文，要求寄押犯人。
江夏縣的刑書，接過公文一看，寫明的是‘解送人證王季福一名’，當時便搖搖頭，將公文退回。
“四老爺，你也是懂規矩的，明明是證人，怎麼說是犯人？牢裡是關罪犯的，不是犯人，怎麼可以收監？莫非真的王法都不要了”
縣官稱大老爺，下來是縣丞、主簿，未入流的典史排到第四位，通稱‘四老爺’。四老爺專管監獄，所以那刑書說他‘也是懂規矩的。’規矩自然懂，原是有意矇混，既然混不過去，還有計較。
“那麼，請在貴縣班房裡暫寄一寄。應繳的飯食銀子，我照數奉上。”
如果先就按這個規矩做，沒有辦不通的道理。江夏縣的刑書氣他懂規矩不按規矩做，便冷冷答道：“這要得罪了這件事我做不得主，要問我們四老爺，天這麼晚了，我那裡去尋他？相國寺前，多的是客棧，那裡不好住？”
那典史無奈，只好找了家客棧住下。第二天一早到臬司衙門投文，吃過虧，學了乖，低聲下氣跟那裡的韋辦商量，無論如何要將王季福接收了去。不然住在客棧裡候審，光是護送的那二十個人的食宿，就賠累不起。
總算遇著了好人，臬司衙門書辦幫他忙，辦了一道公事，將王季福發交江夏縣看管。這一管管了十天，臬司衙門才‘掛牌’，委派武昌府知府王兆蘭，候補知府馬永修復訊。
到了第二天開審，先提王季福，照例問明姓名、年齡、籍貫。王兆蘭先就提出警告：“強盜不分首從，都是部裡公事一到，就綁出去殺頭的罪名。你要小心，不可以冒認，冒認一個強盜做兒子，是絲毫好處都沒有的，將來追起贓來，有你的苦頭吃。”
王兆蘭的話是在恫嚇，暗示他不可相認，否則必有禍事，然而王季福是老實人，聽不懂他話中的意思，只連連答說：“王樹汶是小人的兒子，錯不了的。”
那就只好讓他們相見了。將王樹汶提上堂來，到底骨肉天性，王樹汶向堂上一望，便撲了過去，父子相擁，號啕大哭。
“拉開來”王兆蘭喝道，“假裝是瞞不了人的先將王樹汶帶下去。”
差役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