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聯合政府的構想，已經破裂。
在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
曾一陽在東北建立的根據地，幅員遼闊，足夠養兵之用。只要堅持到日軍拿下的那一天，就永遠不擔心，在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獨裁政府時候還有存在的可能。
至於，抗戰為什麼會勝利？
只要日本敢南下，抗戰獲得最終勝利，就會縮短几年。一旦日本進入南亞，那麼他們的對手就再也不是蘇聯和中國，而是美國，一個工業上強大日本十多倍的超級國家，世界海軍第二強國。
透過十多天的討論，中央終於決定，在原來40軍的基礎上，建立第四野戰軍，成為戰略反攻的訊號。
準備花一到兩年的時間，將現在山東戰區，河南戰區的40軍主力逐步抽調至東北，透過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協商，加大對東北戰場的援助，在未來的幾年內，對東北戰場擴軍等等計劃，徹底壓垮日軍在中國的統治。
在東北的1縱隊，接到了一份組建野戰軍的命令。由中央、軍委聯名下達的命令中，任命曾一陽為第一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政委羅榮桓，參謀長謝維俊……
一系列的命令，讓曾一陽看到了中央已經決心在抗戰結束之前，和日軍在北方爭奪控制權。
重慶政府完全依賴華僑支援的戰時體系，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多次指責重慶政府的不作為。除了一年前的萬家嶺戰役，74軍強吃106師團之外，一年之內，各地的國軍都相繼和日軍保持了一種相對的默契。
也就是，日本人不進攻，國軍絕對不會發動進攻。
這種默契，直接導致了國軍中不少雜牌軍的將領，失去了以用開戰來獲取軍餉和軍需機會。國民政府一再拖欠雜牌軍的補給之後，單單靠著山區和邊緣區域的糧餉，已經無法維持軍隊的開銷。
導致大量的雜牌軍將領在部隊潰散之前，心思有些活絡起來。
武漢保衛戰之後，汪精衛的行政院院長之職已經形同虛設，加上對抗戰的信心不足，看到蔣介石在抗戰中，不斷的收攏對地方軍閥的控制權，在抗戰一年之後，其下所有的地方割據軍閥，大部分都被瓦解，少部分臣服。
蔣介石的控制地位已經到了巔峰，要知道，在抗戰之初，蔣介石實際控制的省級行政區只有5個。
從38年的叛逃，到39年進入上海，汪精衛的精神一直在一種亢奮之中，他以為只有自己開始拯救中國免於戰火毀滅的英雄，不斷的向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西尾壽造獻媚，期望能夠儘快入住南京。
就在汪精衛滿心歡喜，準備榮登大寶，成為第二個‘溥儀’的時候，發生了戲劇化的一幕。
汪精衛手下的大將，一直擔任汪精衛和日本內閣往來協商代表的高宗武，突然聯合汪精衛手下另一個重要人物陶希聖，將汪精衛賣國的最後一條遮羞布扯掉，將‘汪日密約’付諸於公，開始了他戲劇化的反角一色。
原來，高宗武當年是蔣介石和日本談判的代表，往來國民政府和日本之間。後來蔣介石的薄倖，讓高宗武心生反感，決心跟著汪精衛幹。
汪精衛叛逃之前，高宗武和梅思平兩人受汪精衛委派，先期趕赴上海，和日軍中國派遣軍磋商事宜。但當時的日本內閣一致認為，中國已經淪為其殖民地，即便有少量的反抗，也並不重要。
丟擲了一份比給袁世凱的二十一條更為嚴酷的條約，《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草案，而擔任副手的高宗武一直對此不滿。
作為汪精衛的全權代表，梅思平想都沒想，就在協議上簽字，此舉，讓日本內閣大為讚賞，認為汪精衛是真心投靠他們的，在協議簽署當天，就下令上海派遣軍護送梅思平和高宗武趕赴日本，簽訂最後的協議。畢竟，在上海簽訂的不過是一份草案，約束力不夠。
時任國民黨外交部對亞洲司對日科科長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一起，抵達上海的當天，就已經註定了他叛國的性質。
可是，在日本轉了一圈後，他要變卦。
變卦的原因更是匪夷所思，背上了叛國罪，已經被國民政府通緝的高宗武，在日本受到的待遇，熱情之中帶著冰冷的蔑視。這讓心中書生意氣頗重的高宗武很是不滿。
當初，投靠汪精衛，是因為蔣介石獨斷專橫，而汪先生‘面善’。
等到了日本，高宗武才發現，汪精衛投靠的背後大老闆，比蔣介石更不好相與，每天腆著一張臭臉，邁著羅圈腿，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說著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