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我去看看，曹操一看，哎呀，國色天香啊，我曹某人還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吧。結果弄得關羽非常的鬱悶。
不過曹操這個人雖然搶了別人的老婆，他也被別人搶了功勞，搶了什麼功勞呢？在《三國演義》裡面被諸葛亮搶走了空城計的“發明權”，實際上空城計的故事是有的，但不是發生在諸葛亮的身上，而是發生在曹操的身上。是曹操和呂布作戰的時候，有一次曹操的軍隊出城收麥子去了，突然呂布的軍隊開了過來。曹操情急之下，把他的隨軍家屬全部都弄到城牆上去站崗，等呂布開過來一看，滿城都是鶯歌燕舞，姣聲嗲氣。再一看呢，城外面有一個樹林子，深不可測，呂布想曹操這個賊，狡猾狡猾的，肯定是把埋伏買在樹林子裡面了，撤！撤回去以後想想呢，又不甘心，第二天他又來了，這回曹操真的把伏兵埋伏到樹林子了。
＊歷史上的空城計看來是有的，但是它不屬於諸葛亮，而是屬於曹操。透過易中天先生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三國曆史，每個人也都會站在不同的角度點評三國人物，所以這就造成了空城計這種張冠李戴的冤假錯案。那麼，我們現代人應該根據什麼標準來看待三國這段歷史呢？
現在我們知道了，歷史有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民間形象。那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歷史呢？我個人的看法還是首先要弄清楚歷史的本來面目，就是弄清楚歷史形象。
對於三國來說，還是要讀《三國志》。三國志的作者叫陳壽，是現在四川省南充市人。陳壽完成《三國志》這部著作的時間距離西晉統一中國只有五年，就是相隔的時間不是很久。第二點呢，陳壽這個人治學非常嚴謹，他收集來的材料但凡是他覺得可疑的，他寧肯不用，留下來的應該說是基本可靠。但是正是因為陳壽有這樣一個特點，所以《三國志》這本書非常地簡略，不是太好看。所以過了130年，又有裴松之來為《三國志》做了注。一般人為古書做注主要是進行一些解釋，比方說名詞解釋、動詞解釋、時代背景介紹，怕你看不懂，做一個注。裴松之的注不一樣，裴松之把陳壽棄而不用的材料，以及陳壽寫《三國志》所看不到的材料有選擇地補充了進去。補充的時候裴松之也做了一個甄別工作，就是他認為不可靠的材料，他會在後面加以說明，就是我認為這個東西是靠不住的，我認為這個時不可能的，理由是什麼什麼什麼。那麼如果幾個材料是矛盾的，裴松之就採取並存的方式，羅列在這裡，讓後來的讀者自己去甄別。所以裴松之的注也是比較可靠的。
所以要弄清三國的歷史面目，歷史形象，也就是這兩個東西：陳壽的《三國志》、裴松之的注，壽志裴注。但是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也不是沒有意義的，比方說空城計這個故事，錢鍾書先生就認為是“不欺售欺”的典型，什麼叫“不欺售欺”呢？就是以不欺騙來欺騙。我這裡面沒有人，我明明白白就告訴你是沒有人啊，結果呢，對方還不相信。你越是說我這城裡面真的沒有兵，他越不相信。這叫做“不欺售欺”，錢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典型。
因此《三國演義》這本書歷來被當作兵書來看。明清之際，清人要入關，他們就用《三國演義》做教材。當時把《三國演義》翻譯為滿文，印了一千份，作為內部檔案發給一定級別的貴族和官員閱讀。甚至還有這樣的故事，說是有一個滿洲將軍結識了一個漢人，成了朋友以後這個滿洲將軍說，你這漢人不錯，來來來，你到我房間來，我給你看一個內部檔案，不公開的。開啟一看，《三國演義》。因為哪怕就像空城計那樣的例子，它也有心理學的問題，它實際上是一個心理戰。所以為三國演義做批文的毛宗崗父子他有個說法，他說只有謹慎的人才不會做大膽的事，也只有謹慎的人才最能夠做大膽的事，因為這個謹慎的人他一生都小心謹慎，他突然大膽一回沒人相信。諸葛亮就是一個很謹慎的人，叫做諸葛一生惟謹慎，他謹慎了一輩子突然來一個空城計，那司馬懿不相信了，因為只記住了他平時的小心謹慎。當然這個事情也就是碰上了司馬懿是個知識分子，想問題比較複雜，所以後來有個叫魏禧的人說了，他說如果是碰上一夥山賊，一夥強盜，土匪，他哪想那麼多，管他孃的老子進去再說！諸葛亮不就抓走了嗎？
所以，三種形象，各有各的道理。那麼我們這個系列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這三種形象都告訴觀眾朋友，然後進行討論。也就是說我們要做三件工作：第一是還原，就是還原到歷史的本來面目；第二是比較，就是比較歷史形象、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有什麼不同；第三是分析，就是分析一下這個形象為什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