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大明士紳官僚階層，“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充應役之勞”。使得大明底層農民土地所有權被無情剝奪，給他們帶來的是無窮的苦難。
洪武時期，明太祖朱元璋曾詔令“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就是永不徵收賦稅。可他們被投獻之後，卻要繳納苛重的籽粒、地租，並且由自耕農降為莊佃、佃戶或奴僕。
對於耕種向朝廷納糧土地的那部分農民來說，土地被投獻後，往往一田二稅，一身二役，要同時對國家和納獻者承擔封建義務。
對於為了逃避重役而“自動”投獻的那部分農民來說，雖然擺脫了國家差役，但替代的是對貴族官豪的封建義務和更強的人身依附，其艱難處境同樣不會得到什麼改善。
對於未被投獻、仍在官府控制下的那部分農民來說，負擔急劇加重。王公勳貴、士紳官僚控制的土地、人口越多，國家控制的越少，而朝廷徵派的稅糧、差徭不僅不因此而減少，反而日益增加。
權貴們納獻的土地和人口原來向國家所承擔的封建義務，就被轉嫁給了現存的尚未被投獻的農民身上，從而大大加重了底層農民的負擔。
賦稅和差徭是封建國家賴以存在的兩大經濟支柱。但由於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國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戶銳減，以至形成“邑無王民”，“皆鄉官之戶”的嚴重局面。
其實這種危險的局面，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已經料到了。為了防患於未然，洪武初年的《大明令》禁止投獻。歷代大明皇帝當然也深知投獻之弊，幾乎每代也都要頒發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嚴厲。
但封建時代是權勢的社會，朝廷律令往往是虛文俗套。土地投獻中獲利的多是藩王宗室、外戚勳臣和官僚鄉紳，這些人所組成的特權階層，是封建皇朝的統治基礎，他們怎麼可能切實地去禁止和制裁納獻。
大明這幫貪婪的封建統治階層，下奪小民之利，上虧公道之賦，而繁重的賦稅差役卻要轉嫁到廣大底層農民的身上。
根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