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由內閣來處理，這叫做內閣批藍。
在皇帝和內閣之外，還有個內廷制度，司禮監、東廠、錦衣衛，是皇帝監督和控制官員的一種方式，皇帝疑心重一些的或者皇帝和百官的關係差一些的，內廷的權力和名聲就臭一些。皇帝能力強一些的，內廷的作用就更幕後一些。但總體來說，內廷是監督百官的。因為百官之中同樣有監督皇帝的機構。
言官理論來說，只是都察院一個衙門口。但是，六科給事中的職責範圍也歸屬於言官系統。並且因為明代後期的官員任命有濫的趨勢，很多重臣都曾經或者正兼過都察院左右督御史的職位。加上明代眾臣都擁有言官情節。因此，言官可以說遍佈朝野，甚至連僅有功名資格的舉人和秀才們，也都有當言官的可能和渠道。
這樣的架構是那個牛叉的朱元璋搞出來的，皇帝由內閣來協助理政、預機務，然後有言官來監督。百官由皇帝和內閣來領導，並且有內廷來監管。互相制約，互相制衡。
如果算上地方三司和衛所這樣的軍力劃分，加上兵部，五軍都督府、皇帝這樣的軍令系統。整個大明是五權分立。司法、立法、執法、軍事、監察。
同時，朱元璋、朱棣這兩個大勞神，還特意把藩王的一些特權給定的很細緻，其目的就是，日常裡，藩王的力量難以撼動正統皇帝的地位，不存在威脅的可能性。亂世裡，藩王的力量又可以讓敵對勢力費點勁兒。這樣，藩王的財政、軍事、刑罰，又獨立於整個大明政治系統之外，就是第六種力量。
並且，大明整個社會還進行了細化分工。農戶、軍戶、醫戶、匠戶、商戶這樣的劃分，使得家藝傳承有了法律上的約束，但這麼做的壞處是，除非這五種戶民的後人中有中武舉和文舉的才能，否則生生世世、千秋萬載都被釘死在戶民的身份上了。顯然是違反科學發展觀的。
因此，到了後期，五種戶民的生活上出現了偏差，商戶因為得天獨厚的資格，越來越有錢，越來越富足。醫戶和匠戶因為天生的手藝與技巧而衣食無憂。但是，農戶和軍戶就向著另外的極端走去。
當初制定戶民政策的時候，分別給各家各戶劃定了固定的使用土地，但是人數是逐漸繁衍的，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少的絕對土地，造成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其中農戶尚好，如果沒有天災，開墾荒地的鼓勵性政策的出臺，以及低廉的土地稅賦，一半以上的農民可以維持生計。但不可避免的是，兼併土地的浪潮席捲全國，失地農民的生活是悲慘的。
土地兼併是個遷延幾千年，中國文化中一個很另類的文化現象。中國人的思想中，始終對土地具有極大的熱忱，這種痴狂滲透到了骨子裡，血液中，靈魂之內。有權有錢階級，甚至稍稍存有餘資的平民階層，也要購買土地。看著自己的土地，看著屬於自己的房屋，心中的那份安逸，是每個中國人的理想，而這份理想，被先師孔聖喻畫為“大同社會”。
土地兼併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實，也是社會弊端。而這種弊端給當政者帶來的好處，軍戶們是得不到的。
軍戶的土地鮮有增長，人類繁衍200年，人和土地的矛盾必將凸顯。於是，國家賴以生存的軍隊，其素質和戰鬥力，不可避免的出現下滑趨勢。儘管有秋闈來促進武力的保持和發揚，但更多的，是嚴重的蛻化變質。因為，和春闈一樣，每三年才選拔300人左右的武舉。再加上勳戚權貴的旁支遠親的作弊行為，平均每年100人左右的軍官培養系統，出現了停滯和崩潰的跡象。
明代後期，名將如雲，但其中典型軍戶出身的，只有左良玉（寧南侯），黃得功（靖南侯）、劉澤清（東平伯）和虎大威等數人。更多的是毛文龍、袁崇煥、洪承疇、盧象升、劉良佐（廣昌伯）、李邦華、曹文詔這樣的文選人才。巧合的是，這六人都是兩榜進士出身。另有高傑（興平伯）等人屬於李自成叛將。高傑於崇禎八年（1635年）帶著邢氏及一幫兵士投降了明將賀人龍（賀人龍也是米脂老鄉），被授予遊擊之職。
試想，一群獅子領導的一大群綿羊，同李自成、張獻忠這樣一隻餓狼領導的一大群餓狼，兩相的戰鬥力，是不言而喻的。
外加上皇太極、多爾袞這樣的猛獅所率領的一群獅子，大明帝國的崩潰與倒塌將不可避免。
這些是真正的內因，表面因素則更多，例如，有人專門同虎大威（時左良玉下屬）講，“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是，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這段話是唐代黃巢時，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部下說的話。等於公開讓虎大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