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倫理同社會倫理趨同……公眾立法……迴歸公眾道德和社會良知……從善工具。
罪行來源於慾望，只要是人，就會有慾望。如果這個命題是對的，那麼一個悖論立刻出現：既然制定法律、掌握法律的同樣是人，那麼該如何對這些人進行界定？又如何保證法律，可以覆蓋所有地罪行？
所以，只有先假定法律的設立者，是一群完美無暇地聖潔體，然後由他們制定出一整套詳備的政治倫理，並且將這個政治倫理，進行經典化，進而形成對社會倫理的保護。才是法律的真正意義。
白話來說，不要指望透過法律來杜絕罪行，這根本是天方夜譚！因為任何一個政體，都由兩部分組成：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只要讓公眾道德，成為法律漏洞的補充。就足以保證被統治階級，永遠的被統治。
所以，政治倫理的建設，遠遠超過法律體系的建設。因為當政治倫理固定下來之後，久而久之，必然會在社會上形成約定俗成的監督力量。這也正是楊嗣昌的政治理想：“制度如渠，百姓若水”
太過嚴厲地法家，之所以敗給了儒家，就因為儒家講究情大於法，而法家正好相反。
以孫傳庭為例，中央政權以法律的形式約定。地方政府要上繳一定的稅賦，其最終目的是希望施惠於民，無倫是上繳還是養民，都應該列入法律體系。孫傳庭違反了這個程式，坐支了收繳地罰金，當然觸犯了法律。
但如果因此而治孫傳庭的罪，卻又違反了最高的政治倫理…施惠於民。上位法與下位法相牴觸時，以上位法為準。孫傳庭無罪釋放，官復原職。
凡是鼓吹‘法不容情’地政治家，其實恰恰就是一群沒有政治倫理。進而拋棄社會公眾道德的團隊。放棄感性，而偏執理性，早晚會在政治倫理上耍流氓，也就必然導致社會倫理的淪喪。東方稱呼這類人為教條主義者。西方則乾脆打上了一個恥辱標籤…馬基雅維裡主義者。
只有政治倫理純潔的確定和固執的堅守，才能保證社會倫理的不會墮落。換句話說，法律工作者最首要的目地，是維護本階級的政治倫理不被侵犯。
小朱是一個很另類的執政者，他原本以為，自己鬥不過舊黨，是因為自己無能。所以希望透過讓權形式。叫大神與大鬼來博弈。自己看個大戲也就是了。
但面對舊黨的猛烈攻擊，所有新法支持者。都有些招架不住，這是小朱所沒有料到的結果。
直到今天楊嗣昌的幡然悔悟，小朱才逐漸摸索到了一條脈絡：
因為數千年的傳承而演變，舊黨擁有了完整的政治倫理和政治理論。那就是‘君子代天子以養民’，封建制度的變形咒而已。
而新黨脫胎於舊黨，甚至很多人就是從舊黨中走來，所以新黨只是在治標，甚至所謂的變法，不過就是舊黨中地有識之士，在為舊黨的漏洞。打著補丁。
在新黨尚未形成自己獨立地政治思考前提下，他們不可能獲得勝利。因為不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所要保護的民眾，都沒有形成統一的道德體系。
這才是新黨失敗的真正原因
現在。小朱和楊嗣昌，終於尋找到了變法核心，或者說新法的最高主旨：
“國家的最高權力。是施惠於民！民眾的最高義務，是國家利益！”
擁有了核心，其餘的事情，其實就容易解決了，楊嗣昌立刻建議允許私人開設錢莊（銀行）。
這條表面上好像在按照錢謙益的設計來走，目前的銀行業是‘不付利息，反而收錢’地經管模式。所以開銀行，是穩賺不賠的營生。
但現在已經出現紙幣了，而且紙幣的防偽技術…蟾衣影紙…只有國家掌握，目前的政府，又具備強大地信用等級。所以，當銀行像學院一般，遍佈天下之後，紙幣的推廣，勢必得到認可和接受。而在紙幣取代金屬貨幣的過程中，各家豪門地底細，也將被盤查的一清二楚，更為歹毒的是，豪門肯定會先把金屬貨幣存進錢莊，來換取紙幣。而各家錢莊，也一定會按照比例，把一部分金屬貨幣的存量，交給國家銀行，來換取印製好的銀票。屆時，只要國家出動軍隊，把銀行或者幾大錢莊控制住，則天下財富，盡歸國家所有。
以退為進，這是楊嗣昌的路子。他透過表面上的妥協，換來舊黨放過自己的結果，並得以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可當紙幣制度迎來取代金屬貨幣的成熟期時，國家對經濟命脈的掌控，也就順理成章。進而，舊黨，也就喪失了他們最為引以為傲的資本。
舊黨沒有了經濟優勢，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