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有兩個：
一，大明物資富饒，立國後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能滿足大明自身的需求，故而沒有對外貿易的必要，因為明太祖不僅定下了三十稅一的超低商稅，而且對海外貿易通常不徵關稅或者徵收具有象徵意義的微薄關稅。
據史料記載，“永樂初，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
因此，大明與海外諸國互市的時候無法從中獲取應有的稅收利益，自然朝廷也就對與海外諸國了無興趣。
另外，由於海外諸國缺少硝黃、銅和鐵等重要的軍事物資，因此明間的海商們通常走私這些被大明嚴令流出的物資以獲取最大的利益，大明禁止不絕，甚至官商勾結，使得朝廷大傷腦筋。
二，明初，被明太祖擊敗的張立誠和方國珍等元末起義軍的殘部被迫逃亡海上，在南洋一帶建立了眾多據點，與大明內部的反明勢力遙相呼應，使得明太祖十分警惕，再加上倭寇自從元朝就不斷到沿海侵擾，大明後為禍更重，這可謂是明太祖海禁令的最重要原因。
不過，雖然永樂年間朝廷仍數次“嚴私通番國之禁”，但其聲勢已經不如洪武年間嚴厲，而且禁令的範圍也逐漸縮小，對朝貢貿易中的違禁事件採取了寬容的態度。
明初洪武帝實行的海禁政策固然很好地解決了違禁物資外流的頑疾，並且切斷了張立誠和方國珍等殘部與大明內陸的聯絡，但卻使得倭寇激增，逐漸成為了困擾大明沿海的倭患。
按照大明“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令，沿海的一切與出海有關的產業悉數斷絕，再加上地方官員的貪酷，這使得飢寒交迫的沿海居民不得已加入到了海盜的行列。
畢竟，自古以來百姓們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明朝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增長卻有限，一旦無法出海謀生其生活必將陷入困頓。
而自宋朝以來，東南沿海的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等等，養活了可謂百萬計的百姓。
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明朝海禁令無疑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
故而，對當地的百姓來說只有兩條路走，一是甘受飢寒交迫的困頓生活，一是鋌而走險當倭寇，從事海上走私或者對大明沿海進行劫掠。
聽了李雲天的話後，宣德帝的眉頭微微皺了起來，雖然沿海的地方官府從未有過轄地內的百姓因為生活貧困而淪為倭寇的奏報，但是他很清楚李雲天並非危言聳聽。
很顯然，沿海的那些地方官府為了政績同時也是害怕擔責，自然不可能把百姓們因生活貧困而成為倭寇的事情上報，那樣的話他們難辭其咎。
所以在宣德帝得到的奏報中，最多也是沿海有百姓利慾薰心加入倭寇，至於那些百姓生活窘迫之事絕口不提，否則豈不是自討苦吃。
對於地方官吏那些欺上瞞下的行為，宣德帝已經早有耳聞，只是沒有想到沿海居民會有如此多的人淪為了倭寇。
這也怪不得大明的海防防線成為了一道擺設，在當地人的裡應外合下那些海防衛所的軍士根本就無法得知倭寇的行蹤。
再者說了，以海防衛所鬆懈的訓練和低落計程車氣，恐怕也沒人肯跟那些倭寇拼命，巴不得不知道倭寇來襲的訊息，等到倭寇劫掠完了再去收尾，裝模作樣地追殺一番。
“諸位愛卿，朕是否應該放開海禁？”沉吟了一下後，宣德帝看向了在座的大臣，畢竟海禁事宜是大明的頭等軍國大事，故而他需要徵詢朝中文武重臣的意見。
“皇上，臣也曾聽聞沿海百姓加入倭寇一事，如今促成太祖皇帝禁海的事由只剩下倭寇一項，臣覺得海禁可開。”
張輔抬頭看了看周圍的眾人，見沒人有開口的意思，於是不動聲色地向宣德帝說道，遇到這種事情就需要按照官位由高到低的順序來向宣德帝表明態度。
“倭寇屢禁不止，臣以為可放開海禁，既使得沿海居民能得以休養生息，又可調動沿海居民共同抵禦倭寇，使得倭寇無所遁形。”楊士奇望了一眼蹇義，見蹇義在那裡悠閒地端著一杯香茗品著，因此鄭重其事地向宣德帝說道。
作為李雲天的恩師，楊士奇自然要在廷議上支援李雲天，更何況他也認為海禁令過於苛刻，是時候做出調整。
“皇上，臣對沿海官府未能治理好民政使得百姓生活陷入困頓深感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