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州軍事實力的飛速發展，李誠中官職的不斷升遷，也是營州超越平州的重要基礎，沒有這一點做保障，談什麼都是白扯。
因為這種緊密不可分的聯絡，平州享受到了營州方面的大量戰爭紅利，這種享受甚至達到了極為依賴的地步。無論刺史府也好，還是百姓也罷，手中的餘錢也逐漸豐裕了起來，平州甚至出現了一個僅此於營州的工商業階層，如果不是平州官場對於工商業的重視程度和保護力度仍然不夠，這個階層完全不亞於柳城和燕郡的那些大作坊和大商鋪所有者。他們在靈活性和自主性上甚至更強一些。
為了更好更方便的融入營州煥發出來的生機活力中，平州刺史府全面倒向了營州都督府。刺史府中的官職任命和部門設定開始逐漸和營州都督府接軌。在原先的官府設定上，刺史以下設定各曹，用以處理相對應的民生事務。看似各有分管，與後世沒有太大區別，但實則不然。
這種官府體制是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一理念下的。“溥”的意思是“澆水”，原指向周天子的花園澆水，就是說，天下之大，都是天子的花園。天子是天下一切土地和財產的所有者，而一地官府，比如平州，平州刺史是天子在平州的代理人，為天子看管這一畝三分地。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平州刺史府以下各曹實際上是沒有處置權的，他們所做的僅僅是收集民意、轉發文卷、執行刺史的決定，所有的事務都必須由刺史本人決定。在這樣的體制下，如果依照理論而言，勤政的官員會在案牘之間累死。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刺史作為天子的代理人，他的關注物件僅僅在於兩項：收稅和保持地方平穩。有良心的刺史可能會考慮興修水利——目的也是為了收到更多的稅。至於什麼地方的經濟發展、什麼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什麼科技和文明的進步等等，統統不在考慮之內，因為官府沒有這個職能，也沒有這個概念。而佔用官員極大精力的另一項事務——訴訟，其本質也是為了保持政權穩固。
官府職能的極度狹窄和不負責任，使得官府人員可以用很少的勞動而完成絕大部分事務，可以很堂而皇之的號稱“無為而治”並因此得到朝廷表彰。
這是過去的平州刺史府處理政務的慣例，但是現在不同了，因為身邊有一個營州。在營州的帶動下，平州的農業、工商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各種新鮮事務層出不窮，各種政務以幾何速度飛漲。平州刺史張在吉發現，似乎一夜之間，他眼前需要處理的文案堆積如山！
在處理文案的過程中，張刺史發現，其中**成都與營州有關，這時候他開始思考，營州都督府長史房是怎麼處置那麼多政務的呢？
張刺史是一個胸懷寬廣的人，否則他也不會竭力舉薦和提攜年輕的馮道，因此，他也不介意向過去自己的這個幕僚學習。透過了解，他發現營州都督府長史房下設立了很多新的部門，這些部門的名稱非常俗白，比如辦公室、槯稅科、商貿科、法律科等等，張刺史倒不以為意，這是為了方便百姓，很好理解。但他並不認為這些新的部門就能夠很好的分擔起繁重的事務，部門設定再多也無濟於事，只不過是形式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報給長史本人來處置，絲毫削減不了長史本人的工作量，或許其中的好處就是上報的時候能夠更有條理一些。
然後張刺史不恥下問，落下臉面和年輕的馮長史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終於得到了答案，答案就是——處置權下放。透過將處置權下放，讓各曹擁有實際的決定權，具體來說，就是讓各曹獲得不需要上官定奪而可自決的批覆權，如此一來，原本必須每項必報的事務，就被各曹分攤了，官府主官就獲得了極大的解脫。
對於這樣的舉措，張刺史很震驚，也很疑惑，他提出來的問題是，主官的權力不就被架空了麼？對此，馮道給他的答覆是：抓好決策、抓好財務、抓好人事。具體而言，主官需要考慮的是一地的發展方向，制定發展政策，透過財物的控制和人事任免來實現自己的治政意圖。
那麼如何保證各曹官吏不濫用權力呢？馮道的解釋是，制定和完善規章制度。一曹制定一曹的規章制度，要細化到如何實施、如何操作、如何追責，各曹依據本曹的規章制度來行使處置權，就可以保證治策在大原則上不出偏差。主官可以透過制定大政策和控制人財物來貫徹自己的施政方略，或加大財力的投入，或撤換不力的官吏。
同時，馮道刻意強調，要想實現這樣的治政框架，必須著力加強對律法的推動，構建一個擁有各種類別法律文字的體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