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憲學說最有影響的人物如楊度、古德諾之流。倒也並非完全為了迎合中國“副國王”的政治需要而提出來的君憲說。君憲論者們主要還走出於他們自己對中國政治問題的深玄理解。其實君憲說從來就沒有在中國政界銷聲匿跡，而且在中外理論界、思想界依然有大量的“知音”如身為政治學學者的古德諾，在其晚年的封筆之作《解析中國》（舊7年）一書中，依然堅持“君主立憲”是中國政治變革的最佳途徑，對於清末的君主立憲未能實現覺得非常“惋惜”他認為：“若非“己亥政變。的發生和俄國人的入侵東北地區，中國按理說到舊舊年就可以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質的“代議政體”而當時的學術界很多學者也都有類似的看法，認為晚清的“戊戌新政”是漸進式的現代化變革，如果沒有“己亥之亂”和俄國入侵的戰爭打斷，這條“漸進式”的改革道路是有希望引導中國早一些時候走上近現代化正軌的。
主張君憲說的人認為，實行“君主立憲”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避免政局動盪，尤其是能夠避免流血、暴力、戰亂等等“非理性”的政治現象。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積貧積弱人口眾多的大國而言，此類“非理性”政治現象將使中國國家長期陷入“治亂之世”的惡性迴圈而得不到穩定和發展。
加以近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頗為險惡，更加不容許長時期的政治動盪。那麼，為什麼“君主立憲”有利於保證中國的“政治穩定”和“理性有序”呢？君憲論者們所列舉的理由最主要的不外是中國“國情”因為中國有著悠久的君主**傳統，人民的“政治素質”不高，皇權思想、權威崇拜意識可以說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由“君主**”變為“民主共和”必然不能適應。而“君主立憲”則是最佳的過渡方式。楊度曾經說：“共和國主權全在人民，大權採於國會，若人民知識不及法美諸國而亦握此無上之權。則必囂亂糾紛，，不能圖治，反以滋亂夫欲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中國之所以不能像法國和美國那樣以“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是因為中國的“國民素質不及法美諸國唯有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古德諾也同樣認為：“中國數千年以來扭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而由“**，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他說如果當初中國不推翻清朝帝制，則在帝制下逐步發展立憲政治的效果將比“共和制”要更好。在他看來，中國實行共和制最大的危險就是權力更替容易引發內亂，內亂往往最終導致最壞的政府形式即“軍事獨裁”的出現，而重建帝制的合理性也僅僅在於帝制可以使這個問題得到更加穩妥的解決。所以，他們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蓋中國如欲儲存獨立，不得不用立憲政治。而從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與夫列強之關係觀之，則中國之立憲，以君主制行之為易，以共和制行之則較難也”
後世的很多人認為，如果當時的“副國王”孫綱在李鴻章故去之後選擇自己稱帝，並開創一個新的漢人為君主的新王朝，並實行“君主立憲。的話，中國很可能在更短的時間裡完成現代化國家的轉變，變的更加強大。
但讓後人疑惑不解的是，孫綱本人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堅決反對在中國實行帝制，他在當時雖然有這個力量，但終其一生他也沒有重新恢復中國的君主政治，留給了後人一個巨大的疑問。
後人試圖透過對歷史真相的研究來解答這個疑問。很多學者經過研究後認為，“君主立憲”作為立憲政治的一種形式，在近現代世界一些國家得到成功的實踐，典型者即如英國、北歐諸國和日本等。然而在近代中國，它卻終究只是少數人士的政治設想，根本沒有實現。不過這並不能說明是君主立憲本身的錯誤。因為從理論上分析，畢竟君憲說的根本還是要在中國實現立憲政治。君主制不過是服務於這一目標的手段和形式而已，所以不宜將君憲說簡單地等同於維護封建**。比如州蚌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時。梁啟超就明確表示：只要國家政體是立憲政治，國體為“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並不重要，總之沒有必要在所謂的“國體”問題上折騰。這種看法應當說是比較理智、公允的。
如果人們肯定立憲政治是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正當方向，那麼，需要研究的就不是君主立憲是否應當。而是君主立憲在中國是否有可能實現。
後人經過研究後認為，“君主立憲”學說的致命問題在於忽視了在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