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午一點鐘被捕的，晚上十點才押走，不知現在關在哪兒？”
“公安局說關在紅州看守所。”
“二十八號晚上我還去看了鐵戈，我才不怕他們說什麼，我就不信鐵戈是反革命。”
“公安局還是把他抓了。”鐵夫扔掉菸蒂，沒好氣的說道。
“鐵伯伯，被公安局抓的不見得都是壞人。就說劉少奇、彭德懷這些人，中國有幾個人相信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們可都是打江山的人，不都被整死了嗎？”
“田田，這話不能亂說！”汪壽齡制止道。
“你讓她說，這屋裡又沒有外人。”鐵夫說。
何田田繼續說道：“不說那些大人物。鐵戈被打成反革命實際上是得罪了王為仁，他早就想整鐵戈，一直找不到機會。就因為郎超雄、辛建他們在七四年搞了一個紅州地區批林批孔座談會，得罪了地委領導，這些人和鐵戈又是好朋友，王為仁借這個機會夾帶私貨，硬是把鐵戈塞進了這個案子，這才是根本原因。王為仁整人有功，因此被提為黨委副書記。”
“僅憑得罪領導就能抓人嗎？”鐵夫問。
“別的事我不知道，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是得罪毛主席才被整倒的，這一點鐵伯伯應該比我更清楚。如果鐵戈不參加批林批孔，沒有寫王為仁的大字報，怎麼可能會被捕呢？”
“單就鐵戈一個人而言，我相信他絕對不會幹反革命的事，他是我兒子，我比你清楚。鐵戈二十二年來受黨的教育，二十二年來我也教育鐵戈要擁護共產黨，熱愛毛主席。他這個人很單純，我不相信他會反黨。但鐵戈的被捕據說是個集團案，那些人到底說了什麼，幹了什麼？鐵戈會不會被人利用？目前還說不清楚，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結論。”
“鐵伯伯的意思是坐以待斃？”
“還能有啥其他的辦法？咱們總不能像梁山好漢那樣去劫牢劫法場吧？七五年七月鐵戈被關進學習班以後我就向政法委的有關人員打聽過情況，他們說了兩點：第一、這個案子不是我們地區破獲的，是咸寧地委通報給紅州地委的，所以逮捕郎超雄、辛建，辦鐵戈的學習班都是地委的意思，不是我們政法系統的意思。七五年九月開始評《水滸》，七六年二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紅州地區造反派頭頭王石泰、謝能富、俞一方、肖國雄等人組織過聲勢浩大的聲援活動，地委就是不放人，這就說明地委是鐵了心要把郎超雄這些人拿下；第二、這個案子是被當成集團案來辦的。我知道集團案最可怕的就是組織形式，一旦被發覺有組織形式那就糟了，再找幾句反動言論那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年頭幹什麼事都難，唯獨找別人的碴比什麼都容易，然後再給你無限上綱，整不死你才怪！這種事我在紅州地區文革大事件辦公室工作時見得太多了。我的一個老部下叫周永定的小青年參加了一次武鬥，對方的頭頭已經被人打死了，他又上去砸了兩磚頭，好，這筆帳就算到他頭上去了。我審問他時他哭著告訴我，當時對方已經死了一個多鐘頭，難道打死人也犯法？我知道他說的是真話，因為有幾個人已經證明他的話，我也很想救他，畢竟他是我調來的。對方的死因是很多人造成的，很難落實到某一個人身上。但是這個案子必須結案，我向地委彙報以後，地委把最後致死的原因定在他身上，結果他被判了十年。郎超雄、鐵戈這些人犯了大忌，批林批孔時惹惱了地委，所以郎超雄這些人是肯定要判刑的，鐵戈也是在劫難逃。”
鐵夫的分析使何田田和汪壽齡頓時墜入了絕望的深淵。
鐵夫繼續說：“想當年毛主席號召青年人要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他們就跳起來猛打猛衝，你別以為他們看了不少書，實際上並他們不知道政治鬥爭到底是咋回事。我是過來人，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傾、四清運動、社教運動我都參加過。文革初期我被打成走資派，不光是在紅州挨批鬥，還被楸到原來四清社教蹲點的地方批鬥。後來電影公司的造反派認為我成分好，又是部隊轉業的，派人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出來亮相當革委會主任，我堅決不淌這渾水。我既不當造反派，也不當保皇派，我就當一個逍遙派，十年文革我就這樣平安的過來了。假如我當時關心一把政治，在造反派請我出山時當了革委會主任，現在會落得一個什麼下場？北京紅衛兵的五大領袖當時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現在怎麼樣了？黃吳李邱，五五年的上將中將，現在怎麼樣了？遼寧省的毛遠新，省委書記，毛澤東的親侄兒，現在怎麼樣了？江青，毛主席的老婆，現在又怎麼樣了？一句話，玩政治就等於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