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董院長，現在回想起來你們當時審訊郎超雄真有點力不從心。哈哈哈哈。”汪學勤大笑道。
“誰說不是呢？”董院長說：“當年我和呼延庭長為了這個案子頭都大了，隔幾天就要往湖北大學和省高院跑一趟，讓人家評判。說老實話就我們肚子裡那一點墨水，真不夠郎超雄這些人喝，他們幾乎把所有業餘時間都用在研究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上。我們審他有點像叫花子審地主：‘你為什麼那麼有錢？’所以怎麼也說不通。”
汪院長和鐵夫大笑起來。
汪院長問：“你這個比喻是從哪兒來的？太形象了。”
董院長正色道：“我開始時也認為郎超雄他們是反革命，經過審訊以及多次和湖大的教授們私下交談，我才認識到這至多不過是學術之爭罷了。地委則批評我太右，柳國夫更是直截了當地指責我不懂政治。如果按照古書記的要求這個案子大概在七六年初就判決了，但我們法院系統特別是汪院長不同意判決，所以我們一直以事實還沒查清、證據不足為由往後拖。”
汪院長接過話頭說：“法院系統並不是沒有人要求判決，這些人都是原來的保守派，而法院系統裡的造反派又不同意判決。我不贊成這兩種意見，判不判刑不能以觀點來決定，而應該以罪證來決定，這是我一貫的觀點。”
董院長又說：“我是主審，對這個案子我最清楚。一開始我也傾向於他們有罪，但是透過對這些人的審訊以後，我慢慢地改變了自己原來的看法。所以到後來我不光是同情他們，更是佩服他們。據看守所的幹警反映，縣中隊的值班士兵經常向郎超雄、石庵村、葉一彪這些人請教學習馬列著作遇到的問題，你說要命不要命？反革命集團的一二三號頭頭，竟然都成了當兵的老師，真是千古奇聞。”
鐵夫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七五年‘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時，那些當兵的有事無事經常找郎超雄他們談天說地，有些兵甚至不值班也往裡面跑。為了這事轉業了一批兵，哪知道新兵來了不長時間照樣去找郎超雄他們。中隊的隊長、指導員發脾氣也沒用，你總不能不讓當兵的值班吧？”
鐵夫笑道：“新鮮！”
汪院長問：“還有這事？我怎麼不知道？”
“縣公安局早就傳開了，中院並不具體辦案所以你們不知道。為這事中隊長和指導員經常挨訓，有一次中隊長跟我說：‘董院長，你們要不就把那幾個人判了，要不就放了，省得我們老是挨批。我就搞不清楚那幾個人有多大本事，把我手下兵搞得神魂顛倒的，好像如今的階級敵人都變了種，個個都是學習馬列的高手。我他媽命苦，就算我不出問題，將來也要毀在這群兵的手上！’”
汪院長和鐵夫聽了這話大笑不止。汪院長更是笑得岔了氣，嗆得猛烈地咳漱。
董院長端起茶杯送過去：“汪院長，喝口茶壓一壓。”接著又從茶几上拿了一根菸抽了起來說：“再一個就是當年他們在辛建家裡議論過胡風、丁玲、彭德懷等人的案件，說這些案子都是中國的大冤案等等。他們這些人或者觀點相同，或者興趣相同，經常來往，在辛建家裡交流議論，至於說你兒子的那個《訄言》只是一個申訴材料，這些都是柳國夫他們楸住不放的地方，他認為這就是反動言論。”
鐵夫說：“胡風在七八年就被四川省公安廳釋放了嘛，丁玲七九年也平反了，她的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又再版了，彭德懷和陶鑄一起平反了，全國人民都知道，怎麼柳國夫還在糾纏這些事？到現在還想揪住不放？我就不相信他柳國夫能一手遮天！現在不是四人幫橫行無忌的極左年代了，我看他還能怎麼樣！”他怒不可遏地罵道。
汪院長喘勻了氣說：“老鐵你不要發脾氣，告訴你們一個好訊息，高院來電話了，江華院長最近要到湖北來視察，專門瞭解湖北平反冤假錯案的進展情況。七八年底中央轉發了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抓緊複查糾正冤假錯案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是以中央檔案的形式下發到縣團級和基層法院的，可見中央對糾正歷史上發生的冤假錯案的決心之大。胡耀邦同志有一個講話，提出了‘兩個凡是’和‘兩個不管’，他說的這‘兩個凡是’和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不同。他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的改正過來。’大家知道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陶鑄的案子已經平反，賀龍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