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複查了一次，只是……”
鐵夫心裡“咯噔”一下：“有什麼問題嗎？”
正好此時縣法院的董院長也敲門進來，汪院長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坐下。鐵夫和董增財都是熟人，也相互打了個招呼。
鐵夫說：“你這兒有公事，我還是迴避一下吧。”
汪院長舉起一隻手阻止道：“老鐵別走，他是來彙報你兒子那個案子的，反正也不是什麼秘密，你也聽聽。據董院長彙報，第一次複查沒有發現什麼問題，我建議平反放人。可柳國夫非要搞第二次複查，好像硬要從雞蛋裡挑骨頭似的，非得找點什麼東西出來。實際上主張平反最堅決的就是董院長，這個案子當年他在辦案過程中就認為不是反革命案件，根本就不願意判。雖然最後在地委的壓力下還是判了，但他對我說這一生中在他手上判的案件就數這個案子最冤，老覺得心裡有愧，所以力主為此案平反，董院長你說說吧。”
董增財說：“在這次複查過程中，地區政法委的柳國夫一直抓住郎超雄《論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和《論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三者關係矛盾問題》這兩篇論文不放。我說一下我的看法，我作為法律工作者原來僅對法律問題感興趣，透過辦理郎超雄等人的案件，促使我大量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以及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教材。因為在審訊郎超雄、石庵村等人時，我們認為是錯誤的或反動的東西，恰恰是共產黨的老祖宗講的話，結果把我們搞得很尷尬。後來我們把所有能找到的馬恩列斯毛的書都搬到審訊室，但還是辯不過郎超雄。最近我把郎超雄寫的那兩篇論文又拿給一些搞哲學、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的教授們看過，他們認為寫得很有水平，作者很有才華，並且說都到八零年了，前幾年不敢說的話現在敢說了。他們認為這兩篇論文不光是有水平，也是批判文革中那些謬論的戰鬥檄文，肯定是正確的。早幾年不敢說是因為那時的政治氣候太極左，說了真話就會大禍臨頭。當年也就是因為這兩篇論文我和呼延嵩審了郎超雄整整三天，郎超雄始終不服，他要求我們把這兩篇論文公佈出來，讓學術界和廣大群眾評判。我記得他還說，我這兩篇論文是宣傳、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百年後看也將證明是正確的。實際上七五年郎超雄並不知道中央有個四人幫，但報刊雜誌塞滿了‘精神萬能論’、‘上層建築決定論’的謬論。他的《論物質與精神的關係》批判的就是‘精神萬能論’；而《論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三者關係矛盾問題》批判的則是‘上層建築決定論’，張春橋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中就狂熱鼓吹了這一謬論。”
他開啟提包，從厚厚一沓審訊材料找出其中一份說：“我這裡有當年郎超雄的交待材料。郎超雄說：‘這兩篇論文是對哲學界篡改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義正詞嚴的戰鬥檄文，同時還有兩點重要的學術貢獻：第一、我發現了包括北大哲學系、蘇聯辯證法專家在內的國內外哲學界普遍曲解而被奉為精神與物質關係準則的一句名言，正是列寧概括出黑格爾觀點的一條典型的客觀唯心論命題。正是這種普遍的曲解，為當前中國哲學界甚囂塵上的‘精神萬能論’提供了依據；正是這種普遍曲解，為‘精神變物質’論斷唯心化開了方便之門；第二、我發現和論證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並非最基本的矛盾，它只不過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反映罷了，從而給‘上層建築決定論’以致命的打擊。這兩點前者屬於哲學的基本問題，後者談的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最基本的概念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問題上任何點滴貢獻（如一種較普遍謬論被克服，更深入更具體一些的關係被揭明）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即使你們逮捕了我，但我仍然認為我這兩篇哲學論文的觀點在中國當今的哲學界還未被他人所道破。使我痛心的是言因人滅，這兩篇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哲學論文，因我的被捕而被扼殺！’直到現在柳國夫、文重仍然楸住這兩篇論文不放。前幾天他還到我們複查辦公室說，郎超雄的文章就是反對毛主席關於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觀點的反革命言論。七五年我們也認為這是郎超雄在標新立異，因為他的觀點不是一種被廣大人民所接受的觀點，是反革命言論。你知道郎超雄在審訊中是怎麼說的？他說：‘當初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時又有多少人接受、贊同他們的觀點？’”
“好一張利嘴！”汪院長擊節讚歎道：“到底是飽學之士，說出來的話就是與眾不同，其實說實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學說當時真沒幾個人相信，也是那時侯著名的異端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