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渝又指著一個頭戴藍布帽，留著亂蓬蓬花白鬍子的中年人說：“他叫雷天星，荊州地委秘書長，因林彪事件被判無期。”
雷天星靠牆而坐，雙手籠在袖子裡，上身穿一件灰不溜湫看不出本色髒兮兮的衣服，下身用棉被圍著。他只是冷漠地看了看鐵戈，眼光隨即移開，並不說話，架子端得挺足。
鐵戈笑了笑說：“雷秘書長我早有耳聞，五中隊關押的第一個縣太爺嘛，被日本人、國民黨、共產黨三次關進這裡。要說三進宮的人也不少，但是一個人被三個政權三次關進同一個監獄，不要說湖北就是在全國範圍內也可以說是蠍子拉屎——毒（獨）一份！我估計在世界範圍內這種情況也是個孤例。”
彭定安糾正道：“不能說是第一個縣太爺，而是唯一的縣太爺。”
“我說彭定安哪，記得《紅巖》那部小說裡有這樣一幅對聯，叫做‘洞中方數日，世上已千年’，你說的那是老黃曆了。去年春節前和我一起下隊的有一個叫嚴陣的人，那也是正兒八經的共產黨的縣委第一書記，判了二十年。不過他來晚了一步，只能屈居第二縣太爺了。”
“又來了一個共產黨的縣委書記？哈哈，這共產黨關共產黨的幹部越來越有癮。北京把毛澤東的老婆關了，湖北專門關共產黨的縣太爺。他是什麼案情？”彭定安有些幸災樂禍。
列位看官，監獄的小號子比看守所得小號子唯一好一點的地方就是沒有槍兵巡邏，也沒有看守的訓斥和槍兵的毆打，可以肆無忌憚地說笑而不必擔心受處罰，之所以要把本已失去自由的勞改犯關禁閉，就是要收回犯人在勞改中最後一點有限的自由，讓你重新回到完全失去自由的環境裡進行反省。可這些幹部也不想想，這些犯人都是經過看守所嚴酷的考驗，是千錘百煉的人渣或精英，那裡的生存條件比這兒差得太遠了，所以這裡不需要什麼適應期。同樣是在斗室之中，監獄的禁閉室和看守所的小號子相比那就是天堂。禁閉室的犯人只要不下大雨或大雪每天都放風，他們放風全都由中隊那三個執行員管理，沒有大事幹部根本就不過問，倒也優哉遊哉。只是在禁閉室關久了的人肚子裡的貨早就倒得差不多了，幾乎沒有什麼談資，每天都是相對枯坐。要做的事就是等待一日三餐、每餐三兩牢飯，然後是倒馬桶、大小便、放風、打洗漱水。就像在看守所裡的犯人一樣對什麼都感到新鮮，鐵戈的到來無疑給他們帶來了很多新聞和話題，號子裡的氣氛也隨之活躍了許多。
鐵戈回答彭定安的提問：“新來的這個人叫嚴陣，被判了二十年，至於說是什麼案情他不肯說，別人也問不出來。但既然是反革命，那肯定和政治有關。而且從二十年的刑期來看絕不會是小案子，到底是集團案還是個人案，只有幹部清楚。我在入監組時就問過他，他堅決不說。我當時還笑話他是不是花案子？要是花案子不想說那也情有可原，人有臉樹有皮嘛。沒想到他在入監組的小組會上自我介紹時說他是反革命罪，這才知道他是政治犯，但具體是為什麼判刑的我一直弄不明白。後來我一個沒見過面的咸寧朋友也分到五隊，我問他知不知道嚴陣的事？他說嚴陣在咸寧地區上層人物中知名度極高，他是個支派幹部。至於說判他二十年並不能說明他有什麼罪，只能說明咸寧地委對他十分痛恨。跟我判刑一樣，刑期的長短取決於紅州地委痛恨的程度。”
蔡慶渝聽了鐵戈這番話問道：“你是因為什麼案子進來的？”
“我參加了批林批孔，是運動案子。”
彭定安嘲弄道：“喔，原來是小共產黨，活該！”
鐵戈聽了這話並不生氣：“夥計，抱歉的很。直到我被捕前組織上還沒有接納我為中共黨員，慚愧慚愧。”
“不是小共產黨，那就是小四人幫。”
“哎呀，彭定安太抬舉我了，四人幫我哪裡高攀得上？連‘小三’我都沒見過呢。”鐵戈笑道。
“什麼是‘小三’？”彭定安茫然不知。
鐵戈感到奇怪：“你怎麼跟深山古剎裡的老和尚一樣，什麼也不懂？‘小三’在全國名氣大得很。文化大革命你在哪裡？”
“我六五年就判了，一直關在這裡。”
“怪不得你就像是個出土文物那樣的老古董，我還以為你不食人間煙火，原來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現代隱士。告訴你，‘小三’是指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小三’是相對於‘大三’而言的，‘大三’是指康生、江青、陳伯達。你坐牢太久了，只知道中國有個四人幫。跟你說這些你也不懂，老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