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頭頭任傳仲等人緊急商討對策後，決定抵抗還擊，結果致使工宣隊員王松林、張旭濤、潘志宏、韓忠現、李文元被打死，七百三十一人受傷。
工宣隊是毛澤東決定向清華派出的，紅衛兵竟然敢打工宣隊，這使他極為震怒。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澤東緊急召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這“五大學生領袖”談話，談話持續了五小時。談話後北京市由大專院校紅代會出面召集四十四個大專院校代表進行傳達，各校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收繳武器。聶元梓、蒯大富等在大會上作了檢查，到了八月底，工宣隊進駐北京全部五十九所高等院校。
千字有頭，萬字有尾。
話說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預見到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倒臺已成必然趨勢，一月二日毛澤東又發出最高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道：“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這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提“走資派”，而是老調重彈“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他所指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其實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曾經為他立下過汗馬功勞的紅衛兵、造反派。
上海一月奪權後，各地紅衛兵、造反派奪權鬥爭風起雲湧，滿以為可以掌權了。卻不料毛澤東另有如意算盤：全國實行軍管，搞三支兩軍，他的意圖很明顯，支援紅衛兵、造反派奪權，但不讓他們真正掌權，讓軍隊把權再奪走，於是軍隊堂而皇之把紅衛兵、造反派拼死血戰了半年才拿到手的大印“接收”了。
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時說：“這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過。等到事情出來以後，就看出了現象。”“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鬥爭。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鬥的幕後指揮。”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這使階級鬥爭的擴大化進一步升級，基於這個錯誤的判斷促使他下決心要清理階級隊伍。
一九六八年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這就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發端。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各地採用軍管會和進駐工宣隊的方法，對在文化大革命程序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地主、富農、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漏網右派、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
北京的紅衛兵已經交槍，下面各省市的交槍勢在必行。面對突變的政治形勢，戰校內部對於是否交槍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為此八月底沈衝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會上陳治軍首先發言：“中央六七年有《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六八年又釋出了《七三佈告》和《七二四通令》，現在又開始搞清理階級隊伍，形勢對我們很不利，蒯大富他們那樣厲害的角色尚且頂不住，我們又能怎樣？現在有人說我們是搶槍亂軍，這個罪名誰擔得了？”
王白毛也說：“交槍是遲早的事，晚交不如早交。聽說縣機械廠昨天把槍都上交了，‘縣總司’也準備交槍。”
姜軍則持反對意見：“誰搶槍亂軍了？我們手裡的槍是軍分割槽發的，怎麼現在變成搶槍了？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慌，別他媽死還沒死先把腿伸起來，老子還就不信那個邪。交槍？交槍就是投降！《水滸》大家都看過吧，宋江投降後接受朝廷招安，結果怎麼樣？自己死球了不說，還連累了李逵、花榮這些忠心耿耿的弟兄們……”
陳治軍打斷他的話：“交槍是中央的命令，毛主席圈閱了，誰敢硬頂？而且我們也不是宋江那樣的山大王，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怎樣說我們就怎樣做，這叫服從大局。”
姜軍反唇相譏道：“武裝左派是誰圈閱的？我們手裡的槍是誰發的？我們幫他打倒了劉少奇，手上的印把子還沒捂熱就叫當兵的拿去了。去年上面叫武裝左派，全國到處發槍，現在倒好又說我們搶槍亂軍一句話就把槍收回去，我們手裡的槍那一支是搶來的？我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