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餘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嗯，很好，很好，那麼再來。”孫思邈點頭稱讚道。“何謂養生？”
中醫養生，就是指透過各種方法頤養生命、增強體質、預防疾病，從而達到延年益壽的一種醫事活動。在2000多年前的這本《黃帝內經》中就曾提及“七損八益”的養生理論，但書中並沒有具體說明七損八益的內容。直到長沙馬王堆古墓出土的珍貴醫學帛書竹簡《天下至道談》中才有了“七損”、“八益”房中養生術的具體內容，這是對我國房室養生學理論的重大貢獻。
養生方法很多，著眼點各異，但殊途同歸。大致分以下幾類：調神養生：精神樂觀，則氣舒神旺；精神抑鬱，則氣結神頹；喜怒不節，則氣耗神消。故清心寡慾可使心氣平和、血脈流暢、精神安定，雖有大驚猝恐而不能為害。調神之法，參禪入定，或心有所恃，或絃歌自娛，或山林探幽，以氣度從容，心思安定，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則神調。
吐納養生：即今之氣功。氣功之要，一是靜心，靜而不思，若能無外無我，可以養神而致長壽。二是以意引氣，以氣行周身，通達經絡，包括通任督、通小周天、通大周天等各種方法，達到養氣養神、經脈流暢，保健強身。氣功，作為醫療保健，其歷史源遠流長。它起源於唐堯時期，奠基於春秋戰國，以後歷代有所發展。遠在兩千多年前先秦時期的醫學著作和其他著作中，就有關於氣功的論述。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一批簡帛醫書中，就有描述氣功的帛書帛畫。《黃帝內經》中亦有不少地方與氣功有關，但這一詞在古代未普遍使用，而是直到現代才盛行起來；在古代，仍稱為導引、吐納。服氣等。葛洪在其《抱朴子》中，對氣功養生的經驗和方法作了較詳細的記載。南北朝時代，陶弘景輯錄了六朝以前的氣功養生經驗，編輯成《養性延命錄》，佔該書之半的《服氣療病》和《導引按摩》兩部分，有些內容與目前在應用的動靜功法極為相似。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中，於絕大部分證候下都載有導引、吐納的方法，約有260餘種，可說是隋代以前氣功療法的一次總結。孫思邈的《攝養枕中方》一書，其中導引、行氣兩節，專論古代氣功。孫氏特別強調“氣息得理，即百病不生”的呼吸鍛鍊作用。他還介紹了六字訣的具體運用，以及動功“天竺國按摩婆羅門法”計十八勢、“老子按摩法”計四十九個動作。
導引養生：又稱為練形養生。導引吐納，自古即用於描述氣功及形體強身，未有細緻確定的區分。這裡則專指以形體動作為主導方法的養生，所謂“主導”，是因為這種方法本身也要求有呼吸動作的配合。這類養生術有五禽戲、八段錦、易筋經、太極拳以及被動的推拿等。
食餌養生：透過調節食物的品質、數量、進食規律，以及迴避有害的食物以養生，也包括餌藥養生（古稱神仙服餌），其內容包括食性、食養、食療、食節、飲食禁忌及藥養等。
保精養生：精氣神為人之三寶，精化氣，氣生神，故精又為人之動力源泉。保精之法，開源節流。節流有二：一是養神，神安不亂，精不妄耗，清靜無為，恬愉自保。二是節房室，古人將男女好合、房事傷精看得很重，認為精生有限，而性慾無節則過耗，將致疾短壽。開源即促精生長、吸引採補。前者有食餌、藥物、修煉等法可以試行，後者則主要與房中術有關。
環境養生：人的生活，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