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你別胡說了。”我正要分辨，姐姐也連忙攔我的話頭。
“我是說真的。我也不想回那個家了。一點親情都沒有。天天都是沒完沒了的辱罵。我早就想逃走了。”我理直氣壯地說。
母親卻說：“別亂說。你還得上學呢，你成績那麼好，不考學太虧了。我一個人出去就是要飯也餓不死，你跟著我還咋上學呢？”
叔叔們這才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藉口勸母親回心轉意，他們順著母親的話茬接著說我馬上就要中考了，趕緊回家吧，別耽誤了孩子的前程。
如此勸說了半晌，母親這才動了心，語氣緩和了：“誰說我要走了？我只是一時氣不過，出來散散心。都這麼晚了，咱們回去吧。”
五個人，兩輛腳踏車，騎車已經載不完了，只好都步行。經過燈火通明的長春街頭時，正看見長春中學的幾個教師以及副校長等人向北走來。他們認出了我，問我幹嘛去了。
我只能語言模糊地敷衍著：“有點事兒……”
“馬上就中考了，一定要把中考當成第一要務！別讓別的事兒耽誤了升學大計！”副校長拉住我的手，殷切而誠懇地說，“你是咱們學校為數不多的幾個希望之一，可不能關鍵時候掉鏈子啊！”
別了老師們，下了長春街向家走，半路遇到了正騎車趕來的父親。這時，不管別人怎麼批評，他都以沉默相對。
父親就是這樣，當正處在氣頭上時，他的脾氣一發起來就不受控制，無論多麼惡劣的話都能罵得出來，而一旦氣消了，又會暗地裡自責自怨，自卑不堪。從文革中走來的他，目睹了過多的不公，吃了太多的苦，生活壓力過大等等，又加上以前在社會上所受的各種傷害，都會在性格中留下傷痕，而平時的乖張行徑，便是這傷痕的反應。按書本上的描述，他這應該是典型的躁鬱症，既脾氣暴躁，又憂鬱悲觀。
母親不識字，唱歌只會“東方紅，太陽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幹起活來不要命，曾經是多次在公社裡幹河工時獲得勞動模範的稱號。書本上說勞動光榮，偷懶可恥，我這光榮的母親也就因為年輕時過於勞累，年紀大時得了膝關節骨質增生的毛病，如果不喝止疼藥，便疼得無法走路。狗日的當年政府並不會因此對她有任何補償。
母親最常說的話題是六零年餓死人。當年已八歲的她餓得雙腿浮腫，趕著一頭瘦得皮包骨頭的小豬在紅薯地裡瞎拱，每每看到小豬翹起屁股嘴巴前蹄一起上便知道是拱到了爛紅薯，便趕緊把豬趕跑，把紅薯扒出來。如此忙活一天，再加上沿途摘來的野菜和草根，回家就做成了一頓飯。雖然不足以填飽肚子，但勉強能維持生命。饒是如此，她那個已經六歲的妹妹也還是沒有挺過那段悲慘歲月。
正文 桃花緣盡卷 第004章
六零年餓死人的事兒比比皆是，也是老年人的記憶中最悲慘的歲月，其嚴重性甚至超過了蔣介石炸黃河導致的發黃水。我們這裡是黃泛區，上了年紀的老人都能記得那時黃河水是如何遮天蔽日地淹過來，以及隨後的饑荒。
但六零年的饑荒才是最嚴重的，很多家在那個時代被滅門絕戶，甚至村子整個兒死絕的都有。但我們村卻倖免於難，因為村裡唯一的那位黨員，跟上邊派下來的搜檢督導隊以黨性保證說，劉樓已經搜過了，不需要再翻二遍。於是在周圍其他村都被翻個底朝天、所有糧食都被搜走的情況下，劉樓則儲存了相對豐足的口糧，而沒有餓死什麼人。也就是在那一年，村裡打了好多年光棍的幾個大齡男人，都有了老婆。因為遠遠的外鄉女人，為免去在家活活餓死的命運，聽說劉樓有吃的，就摸索著找來，為了一口原本只是給牲口吃的紅薯葉野菜湯，而寧願留下來，打都打不走。
“想起六零年，兩眼淚漣漣……”這是母親常唱的順口溜，混在“東方紅太陽昇”等紅歌之中，尤其顯得諷刺。那個理想主義至上的偉大領袖，為了那高高在上的偉大理想，卻造就了罕見的人間煉獄，充分說明大而無當的理想有多大的危害。
父親高中畢業那年，文革尚未結束，高考沒有恢復，這使成績一直拔尖的他毫無用武之地，下了學，為了娶親，只好隨鄉鄰去淮北拉包子。所謂拉包子，就是拉著一輛架子車，從遠在幾百裡外的淮北，歷經數個晝夜，拉回來一些煤、鹽之類的日用品換錢，當時既無平坦的公路。又無額外的助力，只能憑一身蠻力，和難以果腹的家常伙食，其中苦難。可想而知。
父親有兩個哥哥，都已成家，且把家產分光了。父親因為上學，婚事拖延下來，為了成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