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考慮的是，在省級領導幹部調整的同時，必然要對全省的廳級幹部進行一次小的變動。
比如誰當廳長，誰當市委書記、市長，這項工作需要現在就開始做了，要不然中央關於副省級的名單下來後，就有些措手不及。有的幹部要提拔成副省級，他們留下的空缺，要有人去填補。有的幹部在一個地方工作的時間太長了，需要調整一下崗位。
這樣的事情還是要和祁玉民和組織部長蘭超華討論一下。本來這樣重大的事情，要開省委常委會集體研究決定。但是，上會研究，總得有個方案吧，不能十幾個人，個個都當家。做省委書記的，最重要的權力就是用人權。說白了，就是提名權。在一個省裡，只有省委書記才能提名誰當市委書記，誰當廳長、市長。其他的省委常委，只能有建議權。至於他們的建議省委書記聽不聽，那要看省委書記斟酌的結果了。
省委書記是班長，最關鍵的，就是體現在這個地方。就是省長，也不能對省委書記提出挑戰。
陸政東明白，只要抓住了用人這個牛鼻子，自己就是名符其實的一把手。
秘書馬上拿起電話，撥通祁玉民和蘭超華秘書的電話。
祁玉民的秘書有點興致不高，能夠給大領導做秘書的，絕對都是聰明人，他得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跟著陸政東，有沒有更大的發展，是他們抉擇的最重要考量。如果前途明朗，他們願意做出短期的犧牲。像這一次，如果祁玉民當上了省長，那比當副書記的秘書，不知道風光多少倍。前途那是大大的有。兩三年就上去了，最少是副廳級。
如果情況不太明朗，看不出是福還是禍，他們就寧願選擇按兵不動，坐以待變。
不一會兒，祁玉民就和蘭超華一前一後，趕到了陸政東的辦公室。
其實祁玉民剛才還在外面，在團省委視察工作。雖然省委常委還沒有進行新的分工，但詹繼東調走，這一攤的工作他得暫時兼著，接到陸政東要召見的電話，他連忙中斷了視察，從團省委的辦公地點趕了回來。
祁玉民肩寬背厚，頭顯得比一般人要大一些，一看就是一臉福相。
比起一般人，他也確實算是夠幸運的，他出生的西南一個小縣城裡的幹部家庭，父親是軍人出身，解放戰爭的時候，參加過大決戰戰役，當過副團長。全國解放的時候，他留在了地方上工作，解放後當了縣委書記。他母親是縣教育局的副局長，在縣裡，這是令人羨慕的幹部家庭。
文革爆發之前，祁玉民的父親已經是一個地級市的市長了。文革中祁玉民的父親受到了衝擊，被下放農場勞動改造。祁玉民中學畢業後，就到一個軍墾農場，做了知青。那個農場的廠長和祁玉民的父親是一個部隊的戰友。所以，祁玉民即使在最困難的日子裡，也有貴人關照。
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祁玉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學。大學畢業後，他被直接分配進了國務院系統的一個部委工作，在部辦公廳、人事司幹了五六年，從一個小科員，提拔為了部機關的副處長。
那個時候，祁玉民的父親，已經是某省的民政廳廳長了。恰好他的一個老戰友，也是早年從部隊轉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到了祁玉民那個部，當了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需要選一個秘書，於是就選了自己老戰友的兒子，祁玉民於是當了副部長的秘書。此後在副部長的關照下，他一路升遷，做了處長，辦公廳副主任，計劃財務司副司長，人事司司長，最後在四十四歲的時候，成了副部長，做了幾年，又成了常務副部長。
常務副部長那是非常重要的崗位了，每年手中掌握的資金審批權，就有幾十個億。巴結他的地方領導，什麼省長、副省長的，多得不得了。每天請他吃飯的人，都要排成了長隊，不提前向他的秘書預約，根本輪不到。還有那些在京城裡可以呼風喚雨的大老闆們，也千方百計地巴結他。他也逐漸建立了屬於自己的關係網。認識的高階官員、大老闆越來越多，為自己的升遷做了很好的鋪墊。
他當年的領導，是可以說得上話的人物，為祁玉民的提拔、重用，沒少費心思。這一次，祁玉民被下派到貝湖省，擔任省委副書記，屬於是重用。他這樣的官員，一個最便捷的升遷路徑就是，在中央部委機關混到副部級，然後下派到省裡，歷練一下，撈取些政治資本，積累一些地方上工作的經驗，三五年之後，就升遷了。或者是回到北京，成為部長什麼的；或者留在地方，就地升遷，當省長或者省委書記，就像陸政東一樣。最差了，混到退休，還能解決個正省級的級別，弄個省政協主席噹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