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全國預算外資金為三百多億元，到九二年已經增加到三千多億，相當於當年預算內收入的，其總量增加了十倍。
這種情況也引起了高層重視，也進行了費改稅的嘗試，以及專門出臺了關於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的規定，明確了預算外資金國家所有的性質，規定各預算外資金應交財政專戶儲存，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將十三項大基金納入預算，對大部分收費和基金要求實行財政專戶管理。
但這些制度規定在落實過程中困難很大，特別是在市縣鄉三級政府，其非稅收入設立管理約束力逐漸弱化，基本上處於多頭管理，而多頭管理實際上也就是誰也沒管或者誰也無法管好，事實上淪為一種無序狀態，亂收費雖然得到遏制，但是依然在大範圍存在，因為政府部門想要收費實在太容易了，一個紅標頭檔案甚至領導一句話就可以，特別是在財政收入相對不高的地方，為了解決增收問題，各級部門不但睜隻眼閉隻眼甚至還變相鼓勵。
而這樣的情況對企業經營無疑是一種沉重的負擔，而企業負重前行又導致經濟發展雪上加霜，嚴重侵蝕稅基。
收費、基金只能來源於企業和社會，受收費管理部門的強力約束，收費、基金的剛性作用比稅收大，被強行抽走後，稅基相應縮小，從而直接減少國家財政收入，陷入財政愈困難，收費、基金愈多的惡性迴圈。還有一部分是收費養人，使徵收成本提高，機構人員不斷膨脹。各地方、各部門自行收費，要成立專門的徵收機構，動用大量的人力，造成收費養人的局面；不僅使徵收成本畸高，而且使機構人員臃腫，人浮於事，坐吃社會，還導致一些地方亂投資，許多都是搞“小而全”、“大而全”的重複建設，使經濟結構更加失衡。
而更嚴重的是大量的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