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鎮壓叛亂。 按照市井小說《水滸傳》中地說法。 就是逼迫壓榨那些降順的‘霍加’、‘伯克’遞納‘投名狀’，徹底與西北幕府捆綁在一起。 以夷制夷。 拉一方打一方的老辦法玩出新花樣，不過如是而已。
但葉爾羌地界叛亂此起彼落的真正原因，卻是非常陰狠毒辣的，秉承了雷瑾一貫的‘欲擒故縱’、‘引蛇出洞’、‘逼上梁山’、‘後發制人’的為政風格，蓄意放縱甚至是慫恿、逼迫著那些人起兵叛亂，再一舉而滅之——想叛亂是嗎？那麼就盡情的叛亂吧，正好一鼓而滅，一網成擒！正所謂欲使其滅亡，先讓其瘋狂。 既然是膿庖，那遲早都是要破潰的，與其晚破不如早破；與其被動的費力追查，不如誘其自現原形以掌握主動；對於那些心懷二心不願馴服地葉爾羌人，最好是找個合適地理由和藉口，將之殺光或者貶為奴隸，而最好的理由與藉口，則莫過於‘叛亂’與‘鎮壓叛亂’了，說起來這還是前人故伎，一再為後世君王們所效法，譬如在說書人演義地《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執掌大權的蜀國丞相諸葛武侯死遺錦囊計，秘密安插內線臥底馬岱，在關鍵時刻背後捅一刀殺死大將魏延之事，雖然著書人再三為死諸葛美言開脫，但又怎麼能夠擺脫其中政治陰謀的濃厚痕跡呢？欲殺魏延，只須內誘而外逼，逼使其意圖自保。 魏大將軍在諸葛死後，但有絲毫的輕舉妄動，‘叛亂謀反’的罪名就坐實了，那時候誰還管他是真要謀反還是別有隱情呢？殺掉拉倒，大家分贓就是了。 魏大將軍，不過是站錯了隊伍而成為陰謀犧牲品的典範，‘不為吾用必除之而後快’準則的又一祭品罷了。 桀驁不馴難以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力量，總是難以避免被上位當權者血腥清洗的命運！魏延真有心謀反的話，投魏怎麼也比反蜀強一點吧？
所以，早在平虜軍西路軍出征之前，西北的糧商們就密切配合秘諜部的策劃，蓄意在葉爾羌汗國囤積居奇，目的就是要哄抬物價，尤其是哄抬葉爾羌的糧價。 有道是兵無糧不穩，國無糧不安，民無糧則亂，如此施為，葉爾羌人不被逼得叛亂迭起才是怪事。
本來，葉爾羌汗國這樣以農牧為主地國度，部落、村莊向來自給自足。 手中自有存糧、自有畜產，對外購糧食的需求依賴並不大。 即使近些年天時不正，糧食歉收，牲畜減產，但因其地人口不多，還是可以勉強維持，並不過分依賴於向外購買糧食。 但在葉爾羌內訌內亂暴發之前，‘外地客商’就在葉爾羌出高價陸續買走了大量糧食和牛羊牲畜。 因此當平虜軍趁葉爾羌內亂西征進軍，兵荒馬亂之際，農田荒蕪，牧場廢棄，大量糧食被暴徒趁亂鬨搶，葉爾羌地界上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的糧荒。
要說荒年乏食；米價騰貴之時，中土帝國慣常做法是允許並鼓勵商賈運販米穀到糧食歉收暴發糧荒的災區，以濟官倉米糧之不足。 這是與‘平糶’之法相輔相成的成法慣例，目的在於平抑糧價，往災荒地方‘運糶’的米船糧船因此可以免徵稅耗。 西北幕府在派員進駐葉爾羌各地之後地施政，卻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人為製造並加劇葉爾羌的糧荒態勢，不但禁止西北糧商、羊馬販子、牧場主向葉爾羌私自販運米糧牲畜。 還在賞金會館派出‘懸紅排單’，發出‘私掠令’，凡是未得西北幕府明確許可而販運糧食牲畜到葉爾羌疆界之內地商隊，無論是西北的糧商、羊馬販子，還是波斯、烏茲別柯、瓦剌的販糧商販或者遊牧部落，又或者葉爾羌本地土著夷民，賞金客皆可得而掠之，所獲人口糧草牲畜，掠得者可留下其中一半作為他們為官府出力的懸紅賞格，另外一半掠獲物則予以充公。 另外。 所有得到官府允許而輸運到葉爾羌的糧食或者賞金客私掠得到的糧食。 要麼自儲自用，要麼只能賣給西北幕府。 膽敢私自賣糧給葉爾羌人的商家都將受到官方地重重懲罰，絕不寬貸。
如此一來，葉爾羌市面上糧食牲畜稀缺，價格節節攀升也就毫不奇怪了。
現在，凡是內地移民聚集的新建村屯、莊園，目前一概是由西北幕府按照人頭憑‘糧串子’提票平價定量供給所需口糧或者酌情借予糧食，那是有錢也買不到的俏貨。 移民莊園、村屯需要的口糧，不但需要憑官府核發的‘糧串子’提票向重兵守衛的官方糧倉購買提取，而且是一粒糧食都不準向外轉售的。
葉爾羌的土著夷民，面對糧價飛漲地現實，要麼就是鋌而走險暴亂搶掠而隨時可能被官兵強硬鎮壓；要麼就是改信宗教，在西北幕府承認的那些宗派教門中也能噌到口飯吃；如果實在不願意改信宗教，或者不願意依附於宗教過活，逼不得已之下就只有應募投軍，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