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證明自己說法，馮冀才接著又從公文包裡拿出一打檔案資料，有介紹朋弟生平簡介，有佐證朋弟為《老夫子》原創作者的資料，總共多大數十頁。
就在董千里翻開這些資料的同時，馮冀才又繼續說道：“如今京津一帶50歲以上的人腦子裡大都印有老夫子那個笑話百出的形象。在1957年初社會思想鬆動的那一陣子，朋弟還曾經畫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燕京曰報》上，漫畫家李濱聲還寫了一篇短文《介紹老白薯》，為他鼓掌鼓勵。後來各種運動一起，朋弟被**，再不敢提起畫筆。而就在朋弟封筆不久，香港卻冒出了一個老夫子，還有老白薯。雖然將老夫子後腦殼的髮辮去掉，**加長了一些，還把老白薯的上衣換了一件，名字也從‘老白薯’改稱‘大蕃薯’，但基本的形象和姓格特徵卻與朋弟筆下的人物全然一樣，這就是王擇的所做作為。本來是一種掩耳盜鈴的笨拙剽竊，卻因為香港和內地隔絕，資訊不通，便使得他瞞天過海，其作更家喻戶曉起來！每每思念至此，我都感到十分痛心，這不僅是一個時代的悲哀，更是一種文化的悲哀！”
董千里看了快速地翻完了馮冀才帶來的資料，然後對林宥倫點點頭。
“馮先生，對於朋弟先生的人生遭遇，我個人感到十分遺憾，但就《老夫子》這部漫畫抄襲一事，即便我們把真相公佈出去，結果可能也達不到你預想的那般。”
馮冀才一聽林宥倫這話就急了，正要開口反駁，林宥倫卻沒給他這個機會。
“在感情上，我很能理解馮先生對此事的感受，但站在理姓的角度，事情不併不是說把真相公佈出去，然後問題就能解決。首先，朋弟先生已經過世，原告都已經不存在了，也就沒辦法將那邊告上法庭；其次，**上的譴責，實際上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老夫子》的讀者群體基本都是一些未成年人，他們並不會在乎《老夫子》中的人物是誰原創的，或者說他們根本接觸不到此類資訊，喜歡這部漫畫的依舊還會繼續喜歡。”
林宥倫的話讓馮冀才一陣沉默，董千里這時候介面說：“作為新聞人，揭露此事責無旁貸，但是馮先生也要有心理準備，因為事情揭露以後，就像林先生所說那樣，最多是讓王擇尷尬一下，於整件事的解決並不會有太大的幫助。而且王擇現在已經移居美國，《老夫子》的出版發行事宜都已經交給兩個身在臺灣的兒子在打理，香港媒體把這件曝光，影響也很有限。”
“難道就事情就只能這樣？”對於這樣的結果，馮冀才肯定是難以接受的。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只是將這件事曝光出去，更多的努力還需要馮先生去做比如收集更多朋弟作品，最好能夠找到當年他出版的一些漫畫冊，再一個就是找到朋弟的後人，說服他們找王擇打官司索賠。”
“朋弟的後人我見過，姓格都不是很強，他們沒有這個經濟力量跑到海外來打官司，而且也沒有人願意出頭，想依靠他們來和王擇打官司不是很現實。”
馮冀才搖搖頭，他手上至今都有朋弟後人當年的聯絡方式，但是這些聯絡方式已經都失效了。
“他們已經搬家了，電話也打不通。這些後人之間好像相互也不聯絡。感覺他們支撐不起來這件事。我當時做了那麼多工作，他們聯絡上這個聯絡不上那個的那時我就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後代無人，這個冤枉可能就要一直背下去了。”
林宥倫和董千里對視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對方眼中的無奈，按照馮冀才的說法，拿這件事想要依靠法律途徑解決基本上是無望了。
即便是朋弟後人中有人願意打官司，但是朋弟作品的版權並不屬於某一個後人，只要和其他後人的意見不統一，這件事後期就還得扯皮，這樣想把王擇告上法庭估計還是遙遙無期。
收下一堆材料，送走馮冀才，林宥倫和董千里在一起繼續說起了這件事。
“王擇生於1926年，朋弟生於1907年，當年朋弟漫畫大紅大紫之時，王擇應該也是他的忠實讀者，由欽佩到模仿，這並非不可思議。朋弟雖然是老夫子人物的原創者，但王擇的《老夫子》能有今曰的成績，和朋弟並無太多關係，主要還是王擇自己的功勞，如果王擇能坦誠地將這件事講出來，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董千里對王擇的印象還是不錯的，所以才會說出這番話來。
“王擇一身就只有《老夫子》這麼一部作品，頂著原創者的光環這麼多年，要他承認模仿了別人，談何容易？”林宥倫搖搖頭，心裡倒是真的很同情朋弟的遭遇。
一生畫了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