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長千里。在無｛上啟下月｝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鐘山下。”
山海經》中還有關於先民科技成果的記載。《山海經》大量記載了中國先秦時代數千農耕文化的科技生產成果。它還記載了農業生產情況：“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愛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華實，草木所聚。”從這些原始的農耕文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人們的科技生產水平和科技生產的成果。在《山海經》中還有許多關於水利、車船製造、耕牛使用、樂舞產生及投壺遊戲的記載。
山海經》的文學價值是豐富多樣的，可以從多方面進行探究。至少可以從神話思維（即原始思維）對浪漫主義文學創作傳統的影響、原始邏輯的表述方式、人文關懷中豐富的情感體驗和實用主義的審美判斷等視角對《山海經》的文學價值予以解讀和探究。《山海經》中包含著豐富的神話思維，它對浪漫主義文學創作傳統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深入地研究神話思維並揭示這種影響，不僅有利於從源頭上來探討浪漫主義文學創作傳統形成的深層次影響因素，而且對於弄清各種文學現象形成和發展的規律都有很大幫助。
《山海經》一書的書名，最早見於司馬遷《史記·大宛傳》：“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也。”這表明司馬遷讀過《山海經》。在司馬遷之前，《山海經》的書名應當早就已經有了；而在更早之前，雖然還沒有《山海經》的書名，但是《山海經》的文獻資料應該也是早已存在。
有學者推測：秦始皇、呂不韋及其門客、屈原都應該讀過《山海經》。理由是秦始皇對海外求仙篤信不疑，是因為對古代典籍的信任；後兩者，因《呂氏春秋》記述有許多《山海經》的內容，而《天問》中有大量與《山海經》相同的內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與《山海經》相同的記述。莊周則可能讀過《山海經》，因《莊子》裡面的豐富想象力，應該得益於《山海經》的“荒誕”內容。老聃，則應該讀過並整理過《山海經》，因他長期就任周朝國家圖書館的館長，他完全有條件閱讀到周朝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各種典籍文獻，其中應該包括周朝以及前朝的地理文獻。應當指出的是，中國人考察山川物產、部落分佈，當然不是自《山海經》而始。事實上，對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瞭解、觀察和記錄，可以追溯到人類社會的早期。
以上是司馬遷之前的《山海經》情況，其後，《山海經》的版本沿革基本上有案可查。其中，西漢末年劉秀（劉歆）校訂的《山海經》版本，已經不能直接看到了。現能看到的最早《山海經》版本，是晉代學者郭璞的《山海經傳》，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也是迄今（2013年）能看到的並確認的最早《山海經》版本，它包括《山經》5篇和《海經》13篇，各卷著作年代無從定論，其中14卷為戰國時作品，4卷為西漢初年作品，有宋代、明代、清代的刻本。多數學者認為，郭璞《山海經傳》應當是傳自漢代劉向、劉歆（即劉秀）合編校後的版本，根據在於，郭本《山海經傳》卷首有劉秀《上山海經表》一篇，劉秀明言獻上《山海經》18卷，但其所獻古籍早無存世，內容無考。
東晉時小學家郭璞對《山海經》進行了整理，並作了精細的註釋工作，對於瞭解《山海經》原文有極大幫助。現存《山海經》均來源於郭璞注本，如果沒有郭璞的註解，《山海經》這部珍貴古籍也許會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並且，郭璞版的《山海經注》是帶注、贊、圖的，但郭本原圖早已佚失，較重要版本、近人袁珂的《山海經校注》，所附插圖150幅，絕大多數都是採用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一書的附圖，其它有附圖的《山海經》版本大多也是選用明清學者《山海經》版本的附圖（明、清以前更早的《山海經》版本所附的古圖亦均已失傳，現所知道的山海經附圖，均為單幅插圖，沒有涉及地理方位）。
之後，據袁珂《山海經校注》一書，比較重要的《山海經》版本及其研究專著，計有明代學者撰寫的《山海經補註》（楊慎）、《山海經釋義》（附圖，王崇慶），以及清代學者撰寫的《山海經廣注》（吳任臣）、《山海經存》（附圖，汪紱）、《山海經新校正》（畢沅）、《山海經箋疏》（郝懿行）、《山海經地理今釋》（吳承志）。
20世紀前80年，由於朝代更迭、戰亂、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以及政治運動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大陸地區沒有《山海經》研究專著出版。根據張步天的《山海經概論》一書的統計，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