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軍4000人，乘艦船40餘艘到達澳門。這支軍隊，數量有限，只要認真抵抗，完全可以取得勝利。
二則，後方——當時歐亞交通艱難，英軍戰線太長。7月初，侵略軍進犯廈門，遭到鄧廷楨率福建軍民抗擊，就北駛浙江定海，定海總兵葛雲飛等壯烈犧牲，定海失陷。這時，清朝也只是小的失利。8月，英國派船到白河口投書，向清政府直接恫嚇。清軍在總體上完全佔有優勢。
道光帝旻寧（4）
三則，武器——當時英軍使用的武器，海軍雖用蒸汽機裝備，但很多還是帆船；陸軍雖使用後膛裝彈的火槍和火炮，比清軍稍先進一些，但並不像後來差距拉得那麼大。
弱勝強，少勝多的例子，歷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當年薩爾滸之戰、松錦之戰，八旗軍都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在外國，1894年（光緒二十年），衣索比亞國王孟尼利克二世，號召軍民抵抗義大利的侵略。經過兩年軍民奮戰，打敗意軍侵略，迫使其在和約上簽字，承認衣索比亞是獨立的國家。
所以，從戰略、戰術分析，清朝有可能打勝這一仗，但清朝卻打敗了。
後追封孝穆成皇后其次，鴉片戰爭失敗的主要歷史責任是在穆彰阿還是在道光帝？
認識鴉片戰爭失敗原因有一個過程。開始一些人認為責任在嚴禁派與主戰派，其代表是林則徐。道光皇帝罷了林則徐的官，並將他遣戍新疆伊犁。後來一些人認為責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應當說，後者的認識比前者進了一步，但還有深入探討的空間。下面對朝廷軍機大臣和大學士的構成做一個分析：
道光二十年（1840年），朝廷的軍機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人，大學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差往浙江）、湯金釗6人。在京的軍機大臣和大學士共8人，其中軍機大臣兼大學士的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人。其中潘世恩狀元出身，遇事退讓，僅為“伴食”而已。這三個人，穆彰阿為領班軍機大臣、首輔大學士，潘世恩是穆彰阿的阿附者，琦善是大學士兼直隸總督，後署兩廣總督。所以，朝廷實際分為兩派：以穆彰阿等為一派，王鼎等為另一派。因此，主和派的代表是穆彰阿，主戰派的代表是王鼎。下面對穆彰阿和王鼎分別說一下。
先說穆彰阿一方：
《清史稿·穆彰阿傳》記載：穆彰阿，滿洲鑲藍旗人，嘉慶進士，任內務府大臣、直上書房、翰林院掌院學士、大學士、軍機大臣。“穆彰阿當國，主和議，為海內所叢詬。上既厭兵，從其策，終道光朝，恩眷不衰”。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觀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張和議的。《清史稿·穆彰阿傳》明確記載：“穆彰阿窺帝意移，乃贊和議，罷則徐，以琦善代之。”
以上就是說：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窺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著贊成主和，這裡的主從關係不能顛倒；第三，罷免林則徐是穆彰阿根據道光皇帝意圖行事的。像林則徐這樣的封疆大吏，沒有道光的“諭旨”，穆彰阿再專權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其替代林則徐，沒有道光皇帝諭準同樣也是不能的。在大敵當前之時，林則徐被斥責、革職並謫戍伊犁，這和當年崇禎皇帝在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逮捕並事後凌遲袁崇煥一樣，都是“自毀長城”！歷史的悲劇又一次重演。
總之，穆彰阿窺出道光之所思，說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為，所以穆彰阿始終得到道光的支援與信任。因此，鴉片戰爭的責任主要應由道光皇帝來負。
道光過於無知。道光皇帝問道：“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這是早在康熙時候已經解決的常識問題。道光皇帝對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一無所知，卻無知者無畏，對英國的堅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顧！
道光過於無勇。他如有當年努爾哈赤親自指揮薩爾滸大戰的精神，有皇太極抱病親自指揮松錦大戰的意志，有康熙三次親征噶爾丹的氣魄，率軍御駕親征，調動天下“勤王”，等侵略軍在天津大沽登岸後聚而殲之，這場戰爭是不會打輸的，當然也不會有《南京條約》之恥。
由上可見，穆彰阿、琦善是體會道光的旨意、按照道光意旨行事的。穆彰阿賣國、誤國，最後的總根源是道光皇帝。
再說王鼎一方：
《清史稿·王鼎傳》記載：王鼎，陝西蒲城人。少年家貧，學習勤奮，性耿直，尚氣節。到北京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