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被生擒,由西軍押解橫越千里戈壁,進入開封城。
空前大捷,這是繼平夏城、天都山大勝之後的又一次輝煌勝利。如果神宗活著,如果哲宗沒病,不知下一步宋朝還會達到怎樣的高度。
可惜的是,這班俘虜到達京城時,哲宗已經病入膏肓,徹底不能執政了。他們被關押著,直到趙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沒法相信,命運居然可以這樣改變。
趙佶給他們集體封官,允許他們自由回國。並且許諾不用再擔心了,攻打你們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尤其是兇殘成性的王瞻,被貶為右千牛將軍,回國內反省了。
就這樣,宋朝獲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誼”。
騙鬼去吧,從前王韶把他們打得更狠,哲宗時他們仍然反叛,現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覺得一勞永逸了?更何況,這種“友誼”是揮刀自殘,廢了自己的功臣,像諂媚一樣討好對方得到的!
答對了,在舊黨人的心裡,在向太后的心裡,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著司馬相公走過的光明大路一脈相承的。誰敢說什麼大逆不道的話嗎?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來壓死你。
當然,本著樹立英武模糊汙點的一貫方針,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處理決定,都被選擇性地隱藏了,一切以和平穩定為主。在大力宣傳中只有大漢天子的恢弘之氣、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於二王怎樣,熙河路怎樣,都被徹底忽略,一般史書里根本見不著。
這種好日子很短,舊黨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嶄新的強力太后出現,卻沒能像高滔滔那樣堅挺,不過半年多之後,向太后居然病死了。
她死了,政治風標立即飄搖不定。十幾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變。神宗死了,變一次;高滔滔死了,變一次;哲宗上臺,變一次;哲宗死了,變一次。前後四次了,頂級官場裡還剩下的這些人,早就成了變形金剛。
根據形勢需要,誰都有N多種形態任意轉換。這一次想變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異樣,按屬性,他是新黨,可做起事來,總會讓舊黨們打心眼裡喜歡。
王安石當政時,他第一個拆臺,從內部瓦解新黨;章惇當政時,他簡直是舊黨利益的代言人,明裡反對,暗地裡下絆子,各種招數用出來,讓扒皮章相當鬱悶。
這時輪到他鬱悶了,國家的首相是名臣韓琦的二公子韓忠彥,他只是幾位次相中的一個,沒有任何特權,甚至還得加倍小心謹慎,時刻老實,才能保住職位。
其實就連這個職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時倒向舊黨,幫著向太后壓制章惇,擁立趙佶才得來的。現在向太后死了,他沒必要再裝孫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韓忠彥,搶到首相位置。
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場的一條鐵律——扳倒首相的人永遠別想當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後當上了,也是因為別的事情。
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於是他想到了一個絕妙的點子——借刀殺人。他要扶植起一個人,用這個人去搞倒韓忠彥。那麼這個人就要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一,必須有一定的身份,不然進不了頂級官場,沒法對抗首相;
二,這個人必須是新黨,舊黨人他指揮不了;
三,這個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當槍使了,也沒法拒絕,更沒法報復;
四,這個人此時此刻必須處於官場低潮,這樣他給這個人機會時,這人才能不得不抓;
五,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來,製造爭端。可在關鍵時刻,還能聽話,不讓矛盾擴大,影響他本人的閃亮登場。
縱觀宋朝官場,符合以上五點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說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終於驚喜,上蒼還是愛他的,千挑萬選,居然還真的給他留了一個這樣的人。
這人聽話,曾經對所有上級都零拒絕服務;這人能鬥,親手炮製過同文館冤案,把舊黨人連同高滔滔都拋上風口浪尖;這人有節制,以才情論,是宋朝官場裡第一流的風雅人士,某些方面與首席文豪蘇軾都不相伯仲;這人也很倒黴,努力工作幾十年,這時被章惇連累,被貶到了南方,在杭州城裡當閒散官。
就是他了,種種條件都符合,可謂天作之合。說幹就幹,他悄悄地派人去聯絡,給這個人先通通氣,一方面在開封城裡給他做鋪墊,官場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點到。
幫他就是幫自己,曾布做得很來勁。
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沒看清楚這個人的本質。他失算了,事實上在這個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