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被生擒，由西軍押解橫越千里戈壁，進入開封城。
空前大捷，這是繼平夏城、天都山大勝之後的又一次輝煌勝利。如果神宗活著，如果哲宗沒病，不知下一步宋朝還會達到怎樣的高度。
可惜的是，這班俘虜到達京城時，哲宗已經病入膏肓，徹底不能執政了。他們被關押著，直到趙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沒法相信，命運居然可以這樣改變。
趙佶給他們集體封官，允許他們自由回國。並且許諾不用再擔心了，攻打你們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尤其是兇殘成性的王瞻，被貶為右千牛將軍，回國內反省了。
就這樣，宋朝獲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誼”。
騙鬼去吧，從前王韶把他們打得更狠，哲宗時他們仍然反叛，現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覺得一勞永逸了？更何況，這種“友誼”是揮刀自殘，廢了自己的功臣，像諂媚一樣討好對方得到的！
答對了，在舊黨人的心裡，在向太后的心裡，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著司馬相公走過的光明大路一脈相承的。誰敢說什麼大逆不道的話嗎？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來壓死你。
當然，本著樹立英武模糊汙點的一貫方針，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處理決定，都被選擇性地隱藏了，一切以和平穩定為主。在大力宣傳中只有大漢天子的恢弘之氣、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於二王怎樣，熙河路怎樣，都被徹底忽略，一般史書里根本見不著。
這種好日子很短，舊黨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嶄新的強力太后出現，卻沒能像高滔滔那樣堅挺，不過半年多之後，向太后居然病死了。
她死了，政治風標立即飄搖不定。十幾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變。神宗死了，變一次；高滔滔死了，變一次；哲宗上臺，變一次；哲宗死了，變一次。前後四次了，頂級官場裡還剩下的這些人，早就成了變形金剛。
根據形勢需要，誰都有N多種形態任意轉換。這一次想變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異樣，按屬性，他是新黨，可做起事來，總會讓舊黨們打心眼裡喜歡。
王安石當政時，他第一個拆臺，從內部瓦解新黨；章惇當政時，他簡直是舊黨利益的代言人，明裡反對，暗地裡下絆子，各種招數用出來，讓扒皮章相當鬱悶。
這時輪到他鬱悶了，國家的首相是名臣韓琦的二公子韓忠彥，他只是幾位次相中的一個，沒有任何特權，甚至還得加倍小心謹慎，時刻老實，才能保住職位。
其實就連這個職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時倒向舊黨，幫著向太后壓制章惇，擁立趙佶才得來的。現在向太后死了，他沒必要再裝孫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韓忠彥，搶到首相位置。
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場的一條鐵律——扳倒首相的人永遠別想當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後當上了，也是因為別的事情。
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於是他想到了一個絕妙的點子——借刀殺人。他要扶植起一個人，用這個人去搞倒韓忠彥。那麼這個人就要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一，必須有一定的身份，不然進不了頂級官場，沒法對抗首相；
二，這個人必須是新黨，舊黨人他指揮不了；
三，這個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當槍使了，也沒法拒絕，更沒法報復；
四，這個人此時此刻必須處於官場低潮，這樣他給這個人機會時，這人才能不得不抓；
五，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來，製造爭端。可在關鍵時刻，還能聽話，不讓矛盾擴大，影響他本人的閃亮登場。
縱觀宋朝官場，符合以上五點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說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終於驚喜，上蒼還是愛他的，千挑萬選，居然還真的給他留了一個這樣的人。
這人聽話，曾經對所有上級都零拒絕服務；這人能鬥，親手炮製過同文館冤案，把舊黨人連同高滔滔都拋上風口浪尖；這人有節制，以才情論，是宋朝官場裡第一流的風雅人士，某些方面與首席文豪蘇軾都不相伯仲；這人也很倒黴，努力工作幾十年，這時被章惇連累，被貶到了南方，在杭州城裡當閒散官。
就是他了，種種條件都符合，可謂天作之合。說幹就幹，他悄悄地派人去聯絡，給這個人先通通氣，一方面在開封城裡給他做鋪墊，官場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點到。
幫他就是幫自己，曾布做得很來勁。
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沒看清楚這個人的本質。他失算了，事實上在這個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