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這種理論的主要有後來南宋的開國皇帝趙構，以及後來歷朝歷代計程車大夫階級，也就是國家的官方認知。
但這就夠了嗎？除此兩層認識之外，就沒有別的疑問存在了嗎？比如說，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痴，他們作為當事人，總會知道這些法令在當時朝代裡的成績吧？
有那樣的前科，怎麼還會玩命的推行，不遺餘力，不留餘地，拿自己的國家猴耍，不耍死不罷休？
很顯然他們都清楚，那麼還這樣做了下來，就一定有他們的用意。這就必須得有第三個層次的答案才能解釋得清。
即“軍費”說。
得出這個結論，首先要站在前兩層認識的肩膀上，瞭解了第一層中宋朝當時的現狀，再結合第二層裡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卻知難而進的行為，再當一回事後諸葛亮，參照之後宋朝七八年間發生的事情，才會得出“軍費”說的結論。
而它的萌芽，卻種在宋神宗剛剛登基的時候。
我們回憶，他上臺之後曾經第一時間“求言”，讓大家針對國事敞開了說。就在當時眾多頂級大佬們的發言裡，有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角色曾經也寫過一篇奏章，這篇奏章和這個人在這之前什麼都不是，而之後，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爭議，也最為輝煌的軍事傳奇。
有一個疑問，一直以來，提起宋朝的軍人，如果要排名的話，三百年間第一人沒有任何爭議，是岳飛。具體到北宋，有人說是潘美，有人說是狄青。
說潘美，那是從戰績上講，平南漢滅南唐，攻燕雲戰遼國，潘美是宋初時漢人最強的將軍，這無可爭議。遠比“模範軍人”曹彬強萬倍；說是狄青，公平地講，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悲憫蒼涼的無奈情結。
自古英雄多悲劇，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實上，北宋還有一個人，他的戰績堪與潘美媲美，相比絕不遜色，甚至尤有過之。而他的悲情之處更遠在狄青之上。狄青千年傳誦，而這個人始終處在爭議的漩渦裡，被歷代的寫史、傳史計程車大夫階層有選擇地忘記。
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他首先是一個文人，走的是一條正統之路。考中了進士，當上了一個小官，分配在新安縣任主簿，後調到建昌軍當司理參軍。
他很求上進，任期中參加了制科試，可惜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這時，他做出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決定，堪稱官場不著調行為的經典。
他棄官不做，出去旅遊了。而且看他選擇的路線，就知道他肯定是腦筋秀鬥無可救藥了。身為長江邊上的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陝西去。當時很多人都在猜想，這是不是考試不中升官不成之後心理變態，虐待自己找平衡？
十多年之後，那些人目瞪口呆，他們親身印證了一句成語——燕雀焉知鴻鵠之志！
王韶在國家西北邊疆上一個人遊蕩，時刻關注著吐蕃、西夏、羌等異族的動態，這是命運的安排，當宋朝換上了一位年輕氣盛志向遠大的皇帝宋神宗時，西北邊疆上也恰巧局勢動盪，醞釀著一場即將重新洗牌，確立誰大誰小的風暴。
在這時，王韶把他觀察到的情況，寫成了一封奏章，呈交給了宋神宗。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它在歷史中的地位相當高，有人說和諸葛亮的《隆中對》差不多。三國時孔明先生未出茅廬而三分天下，王韶當時遊離於官場之外，卻把國際大事看得清楚明白，兩者的身份，事情的難度都很像。
再看意義，《隆中對》確立了蜀漢的發展方向，佔荊州奪四川，出宛、洛得天下。算得非常準，只是最後一環上關羽壞事，讓這篇文章有了小瑕疵。而王韶的《平戎策》規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間的發展方向，其運作意義直接影響到後來哲宗、徽宗，幾十年間宋朝每一位男性皇帝都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來奉行。
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樣，他指出的戰爭方向，一直都在進行中，哪怕是在北宋滅亡的前夕。在這個意義上，《平戎策》改變了宋朝乃至全體漢人的命運，它的意義又怎麼能是內戰性質的《隆中對》所能比？
但說來說去，它就是不被承認的。充其量，人們把它和五代十一國裡，後周世宗皇帝柴榮時期的樞密使王樸所寫的《平邊策》相提並論。
只是區域性的一點小分爭嘛，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問為什麼，也簡單，在宋史裡不只是王韶一個人，王安石身邊所有人，只要和新政粘邊兒，就都是小人、卑鄙、陰險、生事的代名詞。
好了，下面我們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