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痛苦，瑪麗？”
“你總會知道的，我告訴維基我今天想來，正是為這個。我想幫你搞我們的心理分析。但我到這裡來時心裡有些內咎。也許來找精神病學家是一種罪惡吧。”
“喂，瑪麗，”醫生說得又慢又清楚，“你知道西碧爾、維基和佩吉·盧已經來了九個月左右。你真以為他們在這兒說的做的都是罪惡？”
“我不知道，”瑪麗深思著，“我真不知道。”
“那麼，你為什麼來呢？”
“上個月，在山茱萸和開花的酸蘋果樹中，你不是一位精神病學家，”瑪麗深思地說：“你是一位朋友。我們需要朋友。”
“西碧爾有朋友。她的朋友是不是你的朋友？”
“恐怕是的。”瑪麗答道。“但反過來不行。特迪·裡夫斯知道我的名字，能在幾個人中把我識別出來。但勞拉·霍奇金斯把我認作西碧爾。大多數人也這樣。我有時很孤獨。”
“那麼你為什麼不出去走走，自己交幾個朋友，就象維基那樣。”
“嗯，你知道是怎麼回事，”瑪麗作解釋，“就說一件事吧，我沒有合適的衣服。我在我們壁櫥裡找到什麼便穿什麼。別人穿著好看的，不一定對我合適。”瑪麗停了停，低下了頭，然後疲倦地微微笑了笑。“另一方面，我不如維基有魅力，又不如瓦尼莎迷人。我比不上她們。我就是這副樣子。”
威爾伯醫生後來才知道瑪麗把自己看成一個矮胖的、富有母性的小老太婆型別的姑娘，不太時髦。的確，瑪麗是以一個以家庭為生活中心的人，以一個築巢者，以一個喜愛娃娃、廚房和教堂的家庭主婦的形象出現的。儘管沒有孩子，儘管“在象鉛筆盒那樣的公寓廚房”裡做飯很難，但威爾伯醫生愈來愈清楚：瑪麗的問題不在娃娃和廚房，而與教堂有關。醫生有朝一日會發現：她的開場白“也許來找精神病學家是一種罪惡吧”，濃墨重彩地反映了以教堂為中心的衝突。
濃墨重彩的，還有她祖母在她心中的份量。“祖母死了，沒有人能代替她。西碧爾沒有悼念祖母，她隱去了。佩吉·盧在獨自一人時不動聲色地悼念祖母。除了維基，我們全都哀悼，但我最悲痛，祖母死後，我乾脆現身來悼念她。”
“你在葬禮時現身啦？”
“沒有，”瑪麗答道，“我不在場，那時西碧爾才九歲。當我們十歲，而且由佩吉·盧當家時，我就出來了。”
“你的名字是怎麼取的？”
“這是我祖母的各字。我很象祖母，便取了她的名字。多塞特祖母的兒子是我的父親，我也象他。”
瑪麗輕聲哭了起來。醫生想起來了：西碧爾從不流淚。“你怎麼啦，瑪麗？”
“祖母，”瑪麗答道。
“但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這是現在的事，”瑪麗悲哀地搖了搖頭。“沒有什麼過去的事。如果你心裡有它，它就是現在的事。”後來威爾伯才知道，瑪麗時刻追求著她唯一知道的真正的家——瑪麗·多塞特的家。
“瑪麗，”醫生在時間快到時說，“我希望你不要討厭我的詢問：你離開這兒以後到哪裡去呀？”
“回家，”瑪麗道，“回到我所歸屬的家。我一回家便打電話給爸爸。西碧爾告訴你沒有，他和他的妻子弗裡達住在底特律？我想使他對許多事情都別再擔心。你瞧，西碧爾在他眼裡不是一個有毅力的人。有毅力的是我。
“在生命的露營地中，
別象那不能說話的，受人驅趕的牛，
要做一個鬥爭中的英雄！”
醫生想說什麼，但瑪麗解釋說：這首詩是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所作的“生命的讚歌”，並繼續朗誦下去：
“偉人的生命提醒我們，
我們可使自己的生命崇高，
在我們的身後留下，
印在時間之沙礫上的足跡！”
醫生又想說什麼。瑪麗徑自朗誦下去：
“那就讓我們起來幹吧，
一心一意，不顧任何命運，
完成著，追求著，
學會勞動，懂得等待！”
瑪麗的嗓音嘶啞了：“噢，可憐可憐”
“可憐什麼？”醫生問道。
“人生呀！”瑪麗立刻回答，“這些留宿兵士的露營地不好。我們不可能都成為英雄。”
“露營地不是兵營，而是任何野營的營地。”醫生指出這一點。
“我是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