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喜歡用高尚的詞彙把自己說成一個象徵性的人物。“比爾談論社會變革，而我則實現（這些變革）。”她的這本562頁的書，在許多方面是我們生活的這個喜歡窺探隱私的時代的產物：在這個時代，自白和“分享”成了公眾人物的話題，醜聞會立刻創造一些名人；在這個時代，頑強有才能的女人可以爬到崇高的政府職位，但是常常在她們被看做沒有那麼具有危險性的受害人時，才會受到最廣泛的歡迎。
這本書極力要消除作者的許多自我矛盾的方面：一個研究公共政策的書呆子擺出時髦的姿態；一個自覺代表正義，提倡“有意義的政治”的改革者，卻利用特權在期貨市場迅速謀取了10萬美元的利潤；一個展現大藍圖的改革者，一度把自己看做是中間派，現在開始談論成熟與調和。
這本書宣稱要討論比爾·克林頓的競選活動和總統任期中的許多爭議和醜聞，大概是想擺脫這些爭議，以便為希拉里自己進入白宮鋪平道路。然而，這本書跳過了克林頓政府在執政初期的困難和遭遇彈劾的危機等許多問題，撇去了像白水事件和“旅遊門”這樣的事件中的細節，卻花費令人吃驚的篇幅談論她的海外旅行和個人形象。
其中一些閒話可能挺有趣的，像回憶說她和助手如何設計“一套手語系統，就像棒球教練和棒球手之間那種，這樣我就能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把頭髮撫平或者把牙齒上的唇膏抹去”。但是，很大部分更像是女性雜誌裡的故事。我們瞭解到希拉里在1974年燙髮讓克林頓不知所措，但是我們不知道獨立檢察官要求呈現的羅斯法律事務所的收費記錄，為什麼會在失蹤了幾個月後，又會神秘地重新回到白宮。我們知道希拉里和她的女兒切爾西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旅途中，穿著寬鬆的褲子外加長的束腰外衣，但是我們從未被告知克林頓總統頗具爭議的臨別特赦的任何實情。
格尼弗·弗勞爾斯的緋聞也只是匆匆地帶過。對於弗勞爾斯在報紙上宣稱和克林頓有12年的私情，希拉里在書中說，她的丈夫“告訴我這不是事實”。後來在1998年8月的萊溫斯基事件中，在克林頓告訴他太太與這個白宮見習生的關係之前，他們的顧問羅伯特·巴略特告訴希拉里“你要面對這個事實，其中的一些可能是真的”。她說她的回答是，“我的丈夫可能有過錯，但是他從來沒有向我撒謊”。
儘管希拉里承認在醫療保健計劃中犯了一些錯誤，這項計劃的失敗導致了共和黨人1994年在40年間第一次同時控制了參眾兩院，她更多地把她和她丈夫在擔任總統之前和任職期間所遇到的許多困難，歸罪於“個人的政治攻擊”。
她抱怨負面的宣傳，以及卡特政府在1980年失信，令她丈夫無法重新獲得阿肯色州州長的位置。她輕蔑地把旅遊門事件說成是“第一次顯示了延續到下個千年的調查偏執”。而且她把白水事件稱為“對我們生活無休止的調查”，其目的只是“為了損害總統及其政府的聲譽從而延緩它的動力”。
後來，希拉里對斯塔爾的憤怒蓋過了萊溫斯基事件帶給她的對克林頓的憤怒。“越是瞭解到斯塔爾正在濫用權力，”她寫道，“我就對比爾越加的同情，至少是政治上的同情。”
在書的這些部分，希拉里指出是她而不是她丈夫，決定不把白水的檔案交給新聞界，也是她奮力地反對指定一名獨立檢察官。這本書認同了在媒體中描述的克林頓夫婦間的互動關係：比爾·克林頓是兩人中比較不果斷，寬容的一個，而希拉里則是更加好鬥和有組織性的。
他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是一個憂心忡忡者。他是一個樂天派，孩子氣的同時從事多樣事務的人；她是一個高度集中的人，有她自己的行動計劃。萊溫斯基糾葛讓她覺得更加孤立：“我也擔憂，”她寫道，“我獲得的盔甲讓我遠離了我的情感，我可能會變成像一些批評家的諷刺畫裡指責我的那種脆弱的人物。”
這本書中最少自我關注的部分是關於她的童年以及回憶她母親，一個私下的民主黨人，和她的父親，一個“頑固的、自主自足的保守共和黨人”，他會提醒希拉里浪費的危險。“到了今天，”她寫道，“我還會把沒吃完的橄欖放回罐子裡，把吃剩的最小片的乳酪包起來。”
在書開頭的一章，她寫到在芝加哥郊區長大，只有“特別的時刻”才能去麥當勞，鄰居的小孩覺得在夏天的早晨的微光下，騎單車穿過噴灑滴滴涕的薄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她和她的兄弟則花了更多的時間玩棋盤遊戲（例如大富翁和線索）和撲克牌遊戲，而比較少看電視。
這些部分有著《親歷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