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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最早移民暹羅始於何時，目前尚無定論。但至少在1165年，就有中國商人到今日泰國境內，或貿易，或流寓，成為最早的華僑。泰國華人社會的雛形應形成於大城王朝時代（公元1349年～1767年）左右。據史料所載“在暹羅有許多華人居留，他們在國內不管什麼地方都享有自由交易的權力，併為國王所敬重；有不少人地位崇高擔任重要官職；亦有不少華人成為最有能力的代理商、商賈及船戶。國王派在海外的代辦官員，倉庫員及會計員，多是華人。”
暹羅華商通常定居五年以上，便約有一半與當地婦女結婚。在當地獲得成功後，第一代華商無論是否回國，一般都由其後裔繼續經營事業。暹羅國王又透過封官晉爵和經商特權吸引華商同化於泰國社會，華商與泰人通婚，自然地同化於泰國經濟和泰國社會。通婚保證了華商資本的泰國民族資本性質，而華商資本成為泰國的民族資本，這在東南亞也是獨一無二的。
而這位陳班超是暹羅米商，熱愛母國是其中一個因素，作為通事隨暹羅使團出訪安南，又使他頗受震動。朱永興迫使安南鄭氏割地賠款，並打通了出海口，建立起海外商貿的渠道，也使陳班超意識到日後明軍的發展潛力，看到了其中的商機。
商人的逐利，使他們通常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並有投資賭博的本性。陳班超不僅要繼續經營米業，還看中了滇省的茶業，便與鄭家進行了初步的溝通商討。明軍在滇西大反攻中獲勝之後，陳班超的這種心理更加強烈。在庯憲聞聽朱永興派人購買糧食後，便由暹羅運來三十船稻米，並願賒給明軍，只想求得部分滇省茶葉的分銷權。
凡事都要抓典型，要忽悠眾人，先推出一個榜樣，無疑是個好辦法。陳班超的要求得到了朱永興的首肯，並且授爵頒勳，給其尊榮。一個體面的爵位，換來的是三十船稻米的捐輸，以及之後長遠的合作。
作為滇省今後商貿的拳頭產品——茶葉，目前的產量並不是很高，而要想擴大種植規模，就必須解決種植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的矛盾，必須有從外面運來的糧食作補貼。在湄公河三角洲開發併成為抗清的糧食基地之前，從外購糧是難以避免的事情。
陳班超滿臉激動，上前領受爵位文書，並由朱永興親手佩戴勳章、方巾，成為了第一個得到民爵之位的海外華僑。
商人獲民爵的只此二人，軍工部則有兩人因為創新發明、工作勤奮而獲得八品民爵“明工”，退伍軍人中亦有兩人因為勤謹、忠忱獲九品民爵“明勤”，士人與農民暫缺。
朱永興在搞平衡，也希望日後能借助這些民爵與儒生士紳相對抗。所以，民爵由各行各業充斥其中。而並非是由儒林中人獨大。
不重商，亦不抑商，只要商人奉公守法，賺錢也取之有道，可以提供比較寬鬆的環境；扶植工民這個階層，使已經出現的孱弱的資本主義萌芽能夠壯大。使農耕社會逐漸向工業社會或商業社會進行過渡、轉變；農耕亦要引導、提倡，畢竟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工業化亦要保持一定的比率，要適應國情進行發展。
當然，朱永興賜封民爵也是相當審慎的，以免濫封而使其價值降低。同樣，對於那些家眷在清廷統治區的商人，他也暫時將其排除在授爵之外。無他，希望借民爵之名使商人轉移財富。來到自己的治下貢獻力量罷了。
授爵頒勳完畢，朱永興又講了些鼓勵、讚賞的話，便離開了會場。剩下的便是商人們自己商議在海防開設商館，併成立商團的事情了。政府對此干預降到最低，只管收稅、監督、查賬、調解，並依法律懲治不法行為。其餘的商貿事宜則由商團內部成立的商會協商解決，算是給了商人們相對寬鬆的環境，使他們能夠較自由的發展。同時。商人抱成團，做生意更有實力。更有針對性，日後也可能會成為抗衡英、荷東印度公司的一股力量。
當然，商人們商議的還有接受和使用新鑄錢幣，認購中興國債，以此換取在滇省以及其他明軍佔領區行商的特許狀。或許達成的協議不會太令人滿意，認購國債的數量也不會太多。但這只是個開始。隨著戰爭的不斷勝利，佔領的地盤越來越大，特許狀會越來越值錢，中興國債的認購數量也會越來越大。
站在勝利者的一邊，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對此。朱永興看得很清楚，所以並不只是寄希望於人們的愛國情操，以及一些慷慨激昂的宣傳口號。總要讓人們看到希望，才有投資和投效的衝動，才能聚涓成流，形成越來越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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