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誠”，與鮑起豹對著幹。因此，該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體現為曾國藩與偏袒綠營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這個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發必驟。曾國藩是清楚這場矛盾衝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終也只好一忍到底，憤走衡陽。
然而，有時候曾國藩的忍則是出於一種策略或戰略的考慮，如他在湖南練勇的時候，雖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練勇、別人統軍的主張，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馳援的時候，他卻強調困難，按兵不動。咸豐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卻始終找出各種藉口，沒有派出一將一勇。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軍西征尚未抵達時，曾國藩等就收到上諭：“長江上游，武昌最為扼要，若稍有疏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曾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鎮將，馳赴下游。”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諭：“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為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