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為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合力圍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諭：“武昌省垣情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遵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炮，駛赴下游會剿，以為武昌策應。”當時，曾國藩正在衡陽訓練他的水陸兩師。他與駱秉章商量，擬叫張丞實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點意思。正在這時，清軍江南大營猖狂反撲，天京危急，西征軍受命東援，武昌形勢緩解。其後，太平軍踞有安慶，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廬州，皖北將再次成為太平軍的重要根據地。新受安徽巡撫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呂賢基在籍辦理團練，被太平軍打死於舒城。清軍在皖北甚為空虛。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晉奏稱：“曾國藩鄉望素孚，人皆樂為效用。請飭挑選練勇，僱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這正中咸豐帝的下懷，當天就下令曾國藩統帶楚勇六千，“自洞庭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西與江忠源會合，水陸夾擊，以期收復安慶及桐、舒等城，並可牽制賊匪北竄之路。”咸豐帝在手諭末尾加了幾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諒必能統籌全域性，不負委任也。”按理，曾國藩受命於危難之秋，正是沙場效忠之時。豈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復奏中說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語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頂踵，急圖報稱於萬一”的陳詞以後，又數了許多困難，“統計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辦就”，必須待廣東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並在奏摺中大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為剿之策。咸豐帝看了這份奏章，火了，嚴厲地斥責道：“現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這段長長的批語，既有褒獎，也有譴責，既有期望，也有懷疑。曾國藩之所以如此遲遲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實際困難，也與他的座師被崇倫參劾，不得不出守黃州時給他的信有關。信中說：“吾意堅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而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率爾東下。東南大局，恃君一人，務以持重為意，恐此後無有繼者。吾與君相處，固不同也。”曾國藩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覆信說：“吾兩次諭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極確當。”他不率爾東下，顯然是遵循了座師的教誨。此時，曾國藩雖已上幹天怒，但他仍“以持重為意”。對“趕緊赴援”的諭旨置之不顧，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陳述各種各樣的困難，開脫自己遲緩不援的過失。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廬州兵敗自盡，曾國藩的親家、侯補知府陳源兗及知縣鄒漢勳等同時死事。雖然曾國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與太平軍為敵的這些人的命運，但是，於鄂皖危急之時，曾國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義上實在難辭其咎。
第三部分：堅忍將在勇在 將死勇死
羽毛不豐滿者不足以高飛。曾國藩確“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豐，也確難遠援鄂皖。所以他寧擔抗旨之罪，寧負見危不救之名，竭力積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陽扯起了招軍旗，又廣徠所謂“智渾沉勇之士，文經武緯之才”，加意訓練。同時，興造戰船，籌集炮位，截留餉銀，提用槽米，行動果敢迅速。但他幾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羅、王的湘勇也不聽他的節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爐灶，艱苦經營。
從曾國藩的經歷中，我們發現，在同一件事情上，有這麼兩種忍：一種是忍受別的壓力，努力讓事情成功；一種則是寧可貶屈自抑，激流勇退，讓別人去成功。這兩種忍孰高孰下呢？從曾國藩晚年剿捻軍的事實中，可以看出，後一種忍往往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或者說，除非萬不得已，後一種是不可取的。
曾國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後，接替剿捻大任的。但當時曾國藩為避嫌疑，已大大削減了他的湘軍，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鴻章的淮軍，這就造成指揮不靈。在剿捻過程中，他步步為營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卻又因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勝利果實拱手讓給了李鴻章，成為終生遺憾。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除了個人的品性，年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