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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順宗在當太子時，亦好作壯語，恍然以天下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順利當上皇帝的一個先決條件。但太子勝過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舉動，所以又常會遭父皇的猜忌而廢黜。聰明的太子因此必須不能表現出太強的才幹，造成太響的名氣。順宗作太子時，一日曾對僚屬說：“我要竭盡全力，向父皇進言革除弊政的計劃！”但慕王叔文卻告誡他：“作為太子，首先要盡孝道，多向父皇請安、問起居飲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國事，況且改革一事又屬當前敏感問題，你若過分熱心，別人會以為你邀名邀利招攬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於你，你將何以自明？”太子聽得如雷貫耳，於是立刻閉嘴啞言。德宗晚年荒淫而又專制，太子始終不聲不響，直至熬到繼位，方有了唐後期著名的順宗改革。
這種含才不露、不顯身手的風格，就是明強，也就是知道如何對待自己的特長，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最好的歷史人物大概應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就激流勇退，放棄了上將軍之大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退隱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後居然“致產十萬”，受齊人之尊。范蠡雖居相安榮，但又以為“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閒行以去，止於陶”，從事耕畜，經營商賈，又致貨累矩萬，直至老死於陶。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范蠡之所以辭官退隱，就是考慮到不要讓尊名大利給自己帶來身家性命之憂。事實上他的考慮是有道理的。與他共扶勾踐的文種就因不聽范蠡的規勸接受了越國的尊榮大名，結果死在勾踐手下。說到底，像順宗、范蠡這樣處理名位的方式，都是為了形式上放棄之後，更永久地保有它。
第二部分：明 強擔當大事 全在明強二字（3）
曾國藩飽讀史書，對歷史上這種因顯示才能而招來殺身之禍的例子早已了熟於胸，尤其是身處官場，又值亂世，各種激烈的矛盾衝突隨時會把自己捲入漩渦。因此，曾國藩無論是在官場，還是在帶兵之際，都時時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不讓自己處在太顯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國荃貪功冒進，曾國藩對此憂心如焚，不斷寄信給曾國荃，要他審時度勢，適可而止，當時的這一段歷史集中體現了曾國藩心中的明強思想。
曾國荃部獲得無為州、運槽鎮之捷後，距金陵僅二百里，但由於節節分兵守安慶、樅陽、廬江等處，兵力頓顯單薄。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國藩奏請準曾國荃回湘募勇六千人，準備再大幹一場。曾國藩在安慶寫信至湘鄉說：“沅弟不特不能幅巾歸農，且恐將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為之計。”所以望他“迅速回營，不可再在家中留戀”。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於李秀成進攻上海甚急，諭令曾國荃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國荃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飛催曾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剋日督帶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擇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將曾國荃補授江蘇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這些廷寄，曾國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師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國荃執意不肯去，因為他眼睛盯著的是攻下金陵的功業，心中想著的是充斥金陵的財貨。曾國藩無法，只得聽之任之了。
曾國荃在湖南停留了幾個月，帶著新募的七營湘勇，於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慶大營。他滿腹陽剛之氣，大談“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張”。這種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國藩的擔憂，所以曾國藩“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遊心虛靜之域”，極力想從“無為”這個方面來開導他稍釋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荃乘船離開安慶。於三月二十日進佔巢縣、含山，二十二日進佔和州。與此同時，多隆阿部於四月十五日攻佔廬州，彭玉麟部攻佔蕪湖、東梁山。五月初一，曾國荃率師萬餘人克復秣陵關，初二日奪得大勝關、三汊河，初三日連克頭關、江心洲，薄倉洲，在彭玉麟水師的掩護下，進駐雨花臺。對於曾國荃的這次進軍，曾國藩“既以為慰，又以為懼”。
曾國藩為什麼憂懼？一是他想起了前車之鑑，向榮、和春駐江南大營，先後領兵七萬人，屯守八年，最後潰敗，而曾國荃當時僅二萬人。二是認為曾國荃打亂了自己的部署。曾國藩當時設想，攻取金陵，仍然須採取攻奪太湖與安慶的辦法，圍城打援。他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