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的高度。關於組織調整，他提出：要把部隊按照新的編制和三三制的原則改編為兵團、軍、師的建制，這裡不僅是名稱上的改變，而且是組織上的變動或擴大整編，這就必然牽動其他組織的調整。他強調指出：統率機關的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尤其是特種兵的組織，在正規化建設急需之中？？應成為我們必須抓緊的一件大事。
關於兵員補充，他詳細分析了補俘、補新兵、地方部隊升級與歸建等不同形式。認為中原野戰軍兵員補充的來源是複雜的，按地區有冀魯豫、豫西、豫皖蘇、鄂豫、皖西等5個地區。俘虜也是各地各兵種來的，而且有許多老弱及警察、機關雜員、差役等非戰鬥兵。按時間說則是參差不齊的，整個整訓期間都在陸續零星的補充中。政治覺悟極不齊，原來在中原野戰軍正規化建設中曾提出反對遊擊主義，現在又新增了這樣一些因素，就必須在一個時期內加強政治教育，提高組織性、紀律性，鞏固部隊等指導責任。同時在正規化的口號之下。對那些指導不深入幹部隊實際活動中的官僚主義還是要反對的。
關於後勤建設，他繼續發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精神，認為時至大兵團作戰的今日，必須建立起軍械、軍需補給與輸送勤務等一整套的機構及制度，方能適應部隊大縱深行動的需要。鑑於淮海戰役前後數十萬大軍雲集於狹小地域，道路不暢通，部隊物資擁擠和一切需要同時要當地人民供應，造成人民負擔過重的教訓，他指出：“正規軍軍械軍需的補給，？？火車、汽車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裝置，軍械修理場的建立，應有計劃地進行。但我們最主要的應照顧所處的環境條件，照顧政策，實事求是，儘量就各地已有物資與輸送工具善於組織起來，供給軍隊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給於後方，這應成為今後後勤工作的方針”。
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二大戰役，國民黨軍的主力已基本喪失，殘存的100多萬作戰部隊，退守到長江以南及邊遠省份。為了阻止人民解放軍南進，爭取時間編組新的軍隊，以便等待條件成熟，進行新的反撲，國民黨在美帝國主義的策劃下，又一次玩弄起反革命的兩手策略：一方面，蔣介石宣佈“下野”，由李宗仁以代總統的名義出面，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和談”；另一方面，蒐羅殘兵敗將，加緊佈置江防，企圖以殘存的軍隊憑藉長江天塹阻遏人民解放軍前進，夢想重複“南北朝”分江而治的歷史。在上海至宜昌的長江防線上，國民黨軍兵力不敷使用，只得佈置了兩個重點防禦集團：一個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湯恩伯集團的26個軍共75個師，約45萬人，主力置於京滬杭地帶，以54個師擔任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備及控制江北各橋頭堡，其餘21個師配備在浙贛線、蘇南、浙江、皖南縱深地區；另一個是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集團的14個軍40個師，約25萬人，其中27個師擔任宜昌到湖口段江防和武漢地區守備，以13個師配置在長沙、南昌等縱深地區。此外，還調集其海、空軍主力，投入長江防線：以鎮江為基地的”第二艦隊”轄艦艇89艘，歸湯恩伯指揮，擔任長江下游防務；以九江為基地的“江防艦隊”轄艦艇44艘，受白崇禧指揮，擔任長江中游防務。這就是當時國民黨軍拚命鼓吹的所謂“陸海空立體防線”。實際上由於戰線長、兵力少，它已無法設定有效的長江防線，而只能採取這種東重西輕、顧此失彼、外強中乾、點線脫節的處置。
對於這種虛張聲勢的防禦態勢，劉伯承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江佈防，有所謂‘直接配備’，即將其主力直接配備於長江南岸。有所謂‘前進配備’，即將其主力前出於長江以北廣大地區作戰。有所謂‘後退配備’，即以一部配合長江兩岸要點強化偵察，而以主力分別配備於南岸縱深的機動地點。在判明我軍主攻方向時，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難適時出擊。蔣介石長江防禦的‘前進配備’，大而言之，即其在黃河、長江之間的防禦，小而言之，即其經常叫囂的‘守江必固淮’。這些都是因淮海戰役基幹兵力的喪失而無法實施。
其‘後退配備’，也因兵力少，江防寬，與南岸交通困難而不能做。如此，他就不能不著重於‘直接配備’，但還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漢口以下長達2000餘里的江防線及其必要的縱深配備太費兵力了，在長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漢口、浦口等地點，也各只有兩個基於軍的機動兵力，遂使這樣漫長的江防線成為一條不能動彈的‘死蛇陣’，任人橫斬。如其一處被斬斷，則全線震撼。江防艦隊在北岸沒有掩護，航線極受限制的條件之下，到處易遭短兵炮兵的襲擊，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