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更半夜，鄧穎超已經睡覺了。
周恩來“早晨”起床的時候，剛好在鄧穎超吃午飯或是睡午覺時間，待至鄧大姐午睡後起來，周恩來已經又離開西花廳去了大會堂、釣魚臺等處，進入第二個24小時“迴圈”。老夫妻倆的作息時間常常不同步，因而見不上面、說不上話。這一對革命伴侶缺少普通百姓那種溫馨的家庭生活。
在“文革”動亂開始不久，特別是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後，形勢迅速惡化，一場全國性的奪權運動瀰漫開來，全國的工、青、婦機構自上而下地紛紛垮臺，鄧穎超和蔡暢等幾位全國婦聯機構負責人被奪了權、靠邊站了。
那時，鄧大姐正疾病纏身，長期居家休養，在那動盪不安的歲月，她作為老一代革命家為黨、為國家憂慮，為周恩來擔心乃是常理。這時候周恩來的工作壓力比之鄧穎超當然要大得多。他心裡裝的是全黨全國人民，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其他一切事情都拋在了一邊。不過，夫妻終歸是夫妻，更何況是患難與共幾十載的革命夫妻。鄧穎超肯定比我們更理解自己丈夫當時的心境。
到了中午，我們在值班室的同志聽到老倆口在客廳裡有說有笑的一起吃午飯，“早晨”在衛生間鬧那麼點小小的不愉快，早已冰釋了。
周恩來辦事認真細緻，有條不紊，組織觀念強，保密紀律嚴格，所以他對自己的辦公室也立下了嚴格的規矩，對自己的親屬也絕不例外。
還是在1964年初秋時節，